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孕育、90年代的区域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全球性发展浪潮，使生物医药从一个偏门行业逐渐演变为国家、企业、院校、资本普遍关注的焦点。美国《时代》杂志曾在2000年预言，20年后全球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就连比尔・盖茨都预言，超过他的下一个世界首富必定出自基因领域。
比尔・盖茨的预言不无道理。2010年5月6日，中国首富易主为一家生物医药公司――海普瑞(002399SZ)实际控制人李锂。
据资料显示，全球生物技术药品市场1996年为127亿美元，1997年约为146亿美元，且每年以超过lO％的速度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MF)负责人预测，到2012年全球抗癌药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15％，仅抗肿瘤药物市场销售总额就将达到80GT,美元左右。
就中国生物医药市场而言，截至目前，虽然生物制药板块指数从年初至今已累计下跌16.09％，PE相对于沪深300的估值溢价率已从最高位溢价率的237％(2010年11月)跌落，但目前溢价率仍在190％左右。
中投顾问最近发布预测显示，预计“十二五”期间，一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项目将引领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而“十二五”规划对于重大创新药开发的资金扶持规模预计将从“十一五”时期的66亿元扩大到105亿元。
种种迹象都表明，生物医药发展迅速且前景广阔。
2011年6月26日，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在“2011年国际生物经济大会”上透露：2010年中国生物产业产值超过1.5万亿元，抗生素、疫苗、有机酸、氨基酸等多种生物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十二五”时期，科技部将发挥“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3个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速培育生物医药产业。并且《生物医药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在中秋过后出台，此次规划将会在产业发展方向和财政支持上给予更明确的扶持，产业将迎来一个重要发展机遇期。
如此可见，作为“十二五”振兴中“七剑下天山”之一的生物医药产业，已从幕后走向台前。但对于中国生物医药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落后与先进并存是目前行业现状。但制约其行业发展的瓶颈都有哪些?行业战略如何制定?中国生物医药路在何方?“年轻”的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面临抉择。
抢螃蟹时代
“我国生物技术药物的研究和开发起步较晚，直到70年代初才开始将DNA重组技术应用到医学上，而且最初理论层面较多，进入产业还未成形。”军事医科院五所病毒研究室主任秦鄂德教授向《环球财经》记者分析说，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性是“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起步晚是中国生物医药的短板。但未来随着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庞大人口基数及老龄化趋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增强对医药的需求合力未来生物制药行业产值会保持每年至少20％的增长。
“从大环境上讲，生物医药产业同汽车、通讯、电子产业相比相对落后，占GDP的比重和国民医疗消费水平同国外有一定的差距。但从另一方面说发展的空间大，国外看重的就是我国人均医药消费。”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楼小强向记者表述了几乎相同的观点。
由此可见，由于医疗消费的刚需和市场的广阔，中国将成为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据了解，目前我国从事生物技术产业和相关产品的公司、大学和科研院所有600余家，其中注册的生物医药公司有200余家，具备生产能力的有60余家，其中40多家已取得生产基因工程药物试产或生产批文，并形成了上海张江、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南北双雄”基地。
截至目前，以国农科技(000004SZ)、一致药业(000028szl、海王生物(000078SZ)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就有上百家。
除了国内企业的集中发力，随着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发达国家的生物制药公司纷纷通过直接出口药品、独资办厂、合资控股等多种方式，“进军”我国医药市场。
继在中国开展“生产转移”后，又开始“研发试水”，国外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转移其研发业务。CRO(药品研发外包服务)的“东进大潮”则是入主中国市场最为激烈和最为鲜明的例证。
研发外包业务典型的代表企业有瑞士罗氏制药公司(VTXROG)、德国拜耳公司(XEBAE)、美国强生(NYSE：JNJ)、瑞典阿斯利康(LSE：AEN)、丹麦诺和诺德(NYSE：NVO)和英国葛兰素史克(LSE：GSK)等。
在生物医药临床领域，进入中国的国际制药企业基本上都会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一些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就会承担相应的临床研究工作，如美国辉瑞公司(NYSE：PFE)和美国惠氏(NYSE：WYE)等。
2004年，诺华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合作研发模式是技术、资源共享模式。上海药物研究所从药用植物提取物中分离纯化天然成分，经诺华公司筛选，发现十几种活性物质可进一步研究开发。同年底双方又共同签署了第二轮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
无独有偶。2007年8月美国礼来与和黄医药签署合作协议，开发癌症及炎症性疾病中多靶点药物，金额高达1亿美元，创国内之最。2008年11月，双方在新药研发方面再一次签署了高规格共同开发与合作计划。根据协议，礼来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与和黄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开发新型的癌症药物靶点新药。美国礼来、辉瑞等与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建立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新型药物研发合作模式进入中国。
2011年9月22日，美国施瑞科技公司与炎黄光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亿元，就组建“生物医药研发及面向全球的电子商务平台”签订了合作协议。
至此，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掺杂了国内企业、外资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并举的局面业已形成，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生机凸显。
仿制乱象
可一边是“攻城略地”的红红火火，一边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考量中国生物医药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仿制还是原创。
“我国生物制药企业竞争力普遍偏低，最明显的劣势就是我国的药企缺乏长期研发高投入的实力。中国目前每年审批的药品数量中90％是改剂型和仿制药，创新药比例偏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所研究员杭长寿告诉《环球财经》记者，中国生物医药目前的现状是仿制占据市场主要地位。截至目前国内未研发出一个能打入国际市场的化学新药。同样，拥有天然优势的被誉为“国粹”的中药，至今也没有一个产品畅销欧美。
“国外研制一个新药需要5～8年的时问，平均花费3亿美元，而我国仿制 一个新药只需几百万元人民币，S年左右时间；再加上生物药品的附加值相当高，如PCP，诊断试剂成本仅十几元，但市场上却卖到100多元，因此许多企业(包括非制药类企业)纷纷上马生物医药项目，造成了同一种产品多家生产的重复现象。比如干扰素，生产企业20多家，EPO有10多家，白介素10家左右，盲目的重复生产将有可能导致恶性竞争。”行业人士马良向记者介绍，目前国内基因工程药物大多数是仿制而来，成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普遍现象。
记者通过查询资料验证了马良的说法。据资料查证，目前中国生物技术制药公司虽然已有200多家，但真正取得基因工程药物生产文号的不足30家。1998年只有2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销售过千万的厂商仅有10多家，其余各公司的销售额在几百万元至1000万元不等，各种干扰素加起来的销售额不过5亿元左右。全国生产基因工程药物的公司总销售额不及美国或日本1家中等公司的年产值。企业规模过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磅炸弹式’的创新药物，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生物医药的弊病。没有形成自己的专利，利润很大一部分空间被国外企业拿走了。”杭长寿研究员说，创新能力缺乏制约了国内医药工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下游深加工领域的延伸。很多药物品种是低水平重复，一个仿制药物或制剂有几十家、上百家企业竟相申报，无序竞争造成了仿制药厂利润低下，缺乏竞争力。
据业内人士介绍，我国已批准上市的13类2S种380多个不同规格的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工程疫苗产品，只有6类9种20多个规格的产品属于原创。高新区生物医药产值最高的前15家企业，2010年生物医药产值合计仅为3561亿元。
可缘何仿制药成为市场主力呢?“控制正在上升的医疗保健支出是管理者和立法机构促进生物仿制药使用最根本的动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都普遍认同的观点。
生物仿制药被政府和医患双方接受将是对小分子仿制药的一种映射控，生物仿制药在诸如德国、英国和美国之类的成熟的仿制药市场的接受程度将很大。尽管人们对生物仿制药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争议，但是由于生物仿制药具有降低医疗保健费用的潜力，因此诸如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正在积极推动生物仿制药的立法。
可仿制给行业带来的伤害却远远大于其“合理”的存在，这点已成为行业的共识。
“国内生产的大部分基因工程药物都是模仿而来，这将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产品不可能出口，只能内销。另一方面，仿制生产国外专利产品的做法将受到限制，一些产品的生产甚至可能会遇到产权纠纷的问题。”马良向《环球财经》表述了他的担忧。国外大型制药企业早已虎视眈眈，瞄准国内最大的企业下手，如果败诉，则损失最大的是生产企业。如某药业投资约1亿元，发展分泌型人生长激素，产品还没有上市就被美国列入为起讼的黑名单。
“其实仿制之所以兴起和行业性质有关，除了研发成本，国内药企缺乏长期研发高投入的实力，对新药研发的意识还没有到战略高度，毕竟这个行业投入和回报不是短期行为。”楼小强强调说，对药品研发的意义认识不足和缺乏创新意识是造成研发无力的根源。
“生物仿制药公司必须与专利药企业，还有医疗保健提供者、甚至患者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杀出一条血路。对于生物仿制药公司来说，策略必须是直接针对与专利药公司有关的。但是传统的仿制药公司并不擅长新兴市场的销售和促销，因此，仿制药公司将面临实实在在的挑战。”杭长寿也如此向《环球财经》记者坦言。
“桥头堡”的瓶颈
“从全球看，生物制药业竞争的焦点主要是新药的开发能力和药品营销，市场是生物医药的‘桥头堡’。抢注新药证书、抢占市场占有率是开发技术转化为产品时的关键，也是不同开发商激烈竞争的目标，若被别人优先拿到药证或抢占市场，也会前功尽弃。”楼小强一语蔽之。
根据有关部门预测，未来我国生物技术药物年均增长率不低于25％，到2000年总产值达到54～72亿元人民币，利润达16～26亿元人民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市场潜力诱人，市场扩容速度较快，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同时，国外企业进入中国也是看好中国生物医药的广阔市场。“默克选择与先声药业建立合资公司，一方面是因为双方的业务有契合点，另一方面是因为先声药业积累了不少市场渠道与政府关系，而且先声药业也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这是外资企业最青睐的地方，有了这些关系和渠道，外资药企进入国内市场也会更加顺畅，这也是外资药企进入中国市场普遍采用的方式。”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告诉《环球财经》记者。
机遇总是和挑战并存，市场大是利好，但制约中国生物医药的瓶颈又是什么呢?
“药企和研发的脱节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首要瓶颈。根本的话语权在于平台和市场，目前研发的落后使得国内医药无法同进口药相抗衡。问题是我们很多的医药消费都是被国外医药公司控制的，新药都是国外研发的。”楼小强告诉记者，就生物医药研发领域而言，专业的研发配合药企对市场、营销、渠道的优势，产业链才是完整的。但研发外包给国外企业做代工是目前的主要形式，国内没有形成研发企业和药企的对接。
“由于我国生物医药科研资金投入严重不足(1998年整个行业投资才40多亿元，仅相当于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开发一种新药的投入)，实验室装备落后，直接制约了科研机构开发新药的能力。同时生产厂家只想坐享其成，不重视研究开发的投入，不重视培养新药的自主开发能力。”行业人士张斌证实了这一说法。
“其实药企也有难处，生物医药的高成本特性是企业顾虑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目前我国的研发水平除了化学合成具有优势外，在研发的其他领域相对薄弱，企业为风险考虑也无可厚非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张姓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向《环球财经》记者坦言道。
其实说来，他的担心不无道理，理由很简单。中国CRO企业的订单主要来自欧美药企，化学合成是中国大多数CRO的优势，而国外大牌CRO则把控着后期临床。决定权不在一切都是空谈。
除了企业间的错位，资金的短缺和资本的滞后成为阻碍生物医药的又一难题。
“我国生物医药科研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中试环节薄弱，生物和现代医药产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所用的发酵、细胞培养及各种介质、仪器依靠进口，我国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产业化水平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史晋海向记者坦言。
“其实创新药怎么做?以前政府部门出钱，但资金都流到科研院校，这种方式就值得思考，因为学术界和 工业界是有距离的。学术界关注研发理论，但工业界考量的是市场。”楼小强直言到，生物医药行业需要政府、资本、企业的合力，只有产业链打通了行业才能有序发展。
不过可喜的是，2010年2月8日，在北京银行与北京市科委“全面推动‘科技北京’行动计划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北京银行表示向生物医药产业的企业提供50亿元人民币专项授信额度。并现场向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及康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放共计9600万元贷款。
变革立身
瓶颈存在，但行业必须发展。随着主要医药市场国家不断推进的医疗卫生改革、医学模式由晚期治疗向早期预防的转变、生命科学领域技术的新突破，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变革势在必行。
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计划司司长韩立新指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医药工业设计参照的是原苏联的模式，而原苏联并没有施行GMP；改革开放后医药界引进外资，自然就引入了GMP。而除GMP之外，国外制药业有关环保、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的标准也是由合资企业引入中国的。外资的进入实际上推动了我国医药工程设计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合资企业在引入资金、引入产品与技术之外所做的不容忽视的贡献。
由此可见，引入外资和中外合作模式显然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首选。
“合资企业和品牌合作是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日本的制药企业也是这样的模式，开始也做仿制药，然后合资，最后是自己的品牌。还有一个模式是同归国的制药企业合作。”楼小强告诉《环球财经》记者。
不过目前随着生物医药的发展，从政策层面对行业的振兴和规划也已提上日程。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向记者介绍，“十二五”期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将出现四大变化。首先，创新能力将有突破性进展，25个创新药有望投产；其次，国际化进程将加快，制剂实现向欧、美、日市场大量销售；第三，质量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第四，一批企业实现转型。
同时，科技部也围绕改善民生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需求，结合现有的基础，制定生物技术与产业化发展总体规划，统筹今后5年生物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发展，推动中国生物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发展。
一是着力增强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培育生物技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生物技术领域研究资源的开发和共享。通过政产学研用联盟等多种途径，促进具有优势的科研院所与企业的战略合作，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技术企业，加速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二是充分发挥国家重大专项的核心引领作用，加速生物技术的产业化。进一步加强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加强技术集成示范，加速培育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等产业。 三是以落实国家人才规划纲要为契机，加强生物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研究制定国家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实施生物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引进计划，加强生物技术人力资源的开发，注重人才培养，吸引和凝聚一大批国际一流生物科技领域研究和产业化经营管理人才。
四是推动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快生物技术成果转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进入生物产业领域。探索在生物产业园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通过科技担保、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多种形式，不断拓展融资渠道，积极培育生物技术上市企业，推进生物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开拓生物技术领域国际合作新格局。加强国际生物资源、人才和技术的交流，引导和推动生物技术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打造国际知名的生物技术与产业交流平台，引导国际资本投向生物战略产业，推动形成合作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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