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理论成为包袱 文/金焕民 本刊高级研究员 因给闽南某知名企业做咨询，有幸广泛结识闽南的优秀企业家。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学历普遍较低，但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对经营和营销的认识，精准而简练。这种现象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地区几乎随处可见，而且越是具有草根特色的区域，表现得越发鲜明。
我无意在此宣传读书无用论。恰恰相反，我感受到的是，那些佼佼者恰恰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学习方式，精准并且扼要地掌握了现代企业管理精髓的人。他们从草根上升为精英，鲜有无师自通者。
中国是一个不善于产生理论却又极度迷恋理论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能够产生深刻思想却又轻道重术的国度。所以，我们有诸子百家，有儒释道，有《齐民要术》、《开工天物》，却没有最终产生影响世界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能够全球扩散的现代生产技术。
但中国出现了两位开天辟地的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且著述颇丰。在那些留苏归来以“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人们嘲笑“山沟里出来了马列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中国革命战略与战术的系统思考，并且以此为指针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于是，也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方法论。
如果说毛泽东因其雄才大略没有任何理论能够禁锢他那神采飞扬的思想，那么，邓小平则是从来不会让任何理论成为自己的包袱。
一个“系统地认识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举重若轻地实现了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而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为“姓资”、“姓社”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也同时为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扫清了障碍。与毛泽东思想相比，邓小平理论更加彻底地注重实践。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对于党内给他的诸多桂冠，他最乐意接受的也只有“总设计师”一顶。
在不久前，我们一帮武大校友重聚珞珈山，希望能够从老师那里找到理解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钥匙。
意料之外的是，一个二十多年前在武大经济系相对边缘化的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一致认为醍醐灌顶的经济学大课。他旁征博引，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我们分析了全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未来可能的趋势。同时也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何以能够迅速产生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又何以产生目前的经济困难。
毫不夸张地说，的确是三个小时浓缩了中国三十多年的风云变幻和风雷激荡。
所以说“意料之外”，原因是当年武大经济系拥有中国知名学府中最“豪华”的师资队伍。老师们非博即硕，而且几乎清一色地出自美苏等世界名校，要么是西方经济学精英，要么是政治经济学精英。而这位老师非博非硕且没有留洋背景，并且毕业于武大，自然很难在他的老师堆里独树一帜。
甚至，他也没有打算在这个领域里寻找出路。我们看到的是，他提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课题，并且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随后，他又推动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和诸如林毅夫前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直接对话。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他成为政府智囊，成为上市公司独董，用大量的时间深入经济一线。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他有效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时也具有了国际视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成果也超越了那些曾经很难与之为伍的知名教授。
不管是政界、企业家，还是学界，精英们的成功之道何其相似乃尔。如果没有创新，什么理论，无论它曾经多么先进，多么完善，最终都会过时。
无论是经济理论、管理理论或者营销理论，我们都是输入国。毋庸讳言，绝大多数基本原理仍然不会过时，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尤其是当我们打算赖以支撑国家崛起、企业崛起，则是拿到即过时――轻舟已过万重山。
西方营销理论、管理理论在帮助我们完成启蒙过程的同时，它们也完成了基本使命。同时，这也是它们曾经让我们津津有味，今天则味同嚼蜡的原因。
跨国公司的经验曾经是我们学习的标杆。但我们最终发现，一方面妙处难学，另一方面眼见它们也是泥菩萨过河。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无论是国家或者企业，对谁都是如此，守着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先是发展受阻，接着就是没有饭吃。
谁又能说这不是世界给中国的另外一次机会呢？不同的是，上一次是成为世界生产车间的机会，而这一次是成为世界思想车间的机会。
从制造到创造，思想必须先行。
（编辑：王玉spellingqi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