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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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宋元;书院本;书院刻书; 《书林清话》�
［中图分类号］ C529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25―05��
Abstract:The printing activity of SHUYUAN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received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 The essay mainly discusses about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nected from SHUYUAN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ccording to SHU�LIN QING�HUA. On the base of above, the essay reconsiders the definition, the type of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from SHUYUAN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discuss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the SHUYUAN’s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bibliology about Chinese Classical books.�
Key words: Song & Yuan dynasties;the block�printed editions from shuyuan;cut block for printing;�SHU LIN QING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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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刻书，是古代书院史和古籍版本学研究中关注较多却又深入不够的小题目。清初大儒顾炎武尝言：“闻之宋元刻书，尽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1］�此说一开，晚近学者遂以此为立论基础，民初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即通谓之“书院本”。�
今年春、夏间，笔者受出版社之托重新整理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书中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卷四“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两条集中总结宋元书院刻书，向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叶氏的总结往往是从目录到目录，既未目验原书也缺乏深入考究，以致于讹误缺漏甚多。小文即以中华书局影印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为据，摘出叶氏原文，以案语的形式加以订正，同时仿其行文补充失收的书院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宋元书院本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一 宋元书院本订正�
由于叶氏仅据目录，既未目验原书，也考之不细，故可订正之处颇多。以下随举四则：�
(一）绍定庚寅，三年。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见陆《志》。影宋钞本。（第74页）�
吴案：叶氏仅据陆心源《�宋楼藏书志》，误将“绍定三年越州读书堂本”著录成“丽泽书院本”。检《陆》志、瞿《目》各载一种影宋钞（写）本，其中陆《志》所载今存日本静嘉堂文库；瞿《目》所载之本为《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原书或存南京图书馆。而是书原本，历藏明陈惟寅、沈弘正、清季振宜、徐乾学，后归内府，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陆《志》、瞿《目》均载此本末尾的司马光四世从孙某识语，然陆、瞿二氏所见为影宋钞本，意识不到阙文问题。惟傅增湘尝亲见原本，所录识语如下：�
右 先文正公《切韵指掌图》，近□�
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深有补□�
学者。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
子孙。绍定庚寅三月朔，四世从孙□�
敬书于卷末。��［2］��
细检原本，傅氏标有“□”之处确有阙文。依陆、瞿二氏所录识语，“近印本”当是一词，“印”字被理解为动词“刻印”。然而“近印本”一语，宋人未见用者。朱熹谈刻书之事时常说：“近得温陵印本”、“近见藏中印本”、“近方得见印本”等，此处或亦当作“近得印本”、“近见印本”。可见识语是说，绍定三年于越州读书堂重刊婺州丽泽书院所藏印本。叶氏未审文意，将重刊之年误系为丽泽书院刻印之年，后世书目多延其误，惟杨守敬《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此本时称“绍定三年越之读书堂刊本”为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时从之。�
今人刘明认为，《切韵指掌图》一书先有绍兴初刊本，后有嘉泰丽泽书院刊本，绍定三年刊本为第二次翻刻。��［3］�笔者同意绍兴初刊之说，因为书中版心下方所列刻工如林宏、林盛、万全、万千、万可、陈琳、叶室、周文、昌、永、宁诸人等，均为南宋绍兴间有名刻工。然而，嘉泰丽泽书院第一次翻刻之说却有误。检嘉泰癸亥（1203）董南一后序，董氏确曾翻刻此书，但并未言刊于丽泽书院。考《康熙江西通志》卷一八，董南一约于嘉泰间任赣县令，赴婺州刻书似无可能。故所谓“近□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当指丽泽书院所藏董南一翻刻本。此外，此本风格与绍兴初杭州刻书完全一样，杭、越二州刻书相似，而与婺州本差别较大。宿白先生尝说：“由于婺州雕印业的繁荣，使它在雕版风格上，跳出一般江浙版刻的方整传统，别树一帜，字体�劲。这大约是受到了福建雕版的影响。”��［4］�若丽泽书院翻刻，必有婺州雕印之痕迹。�
（二）淳�丙午，六年。泳泽书院刻《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十九卷。见《浙录》、陈《跋》。（第74页）�
吴案：叶氏仅据书目，未见原书，故误作淳�丙午（六年，1246）刻本。检此本《大学序》后小字云：�
《四书》家藏人诵而板行者类多细字，不无讹舛。今得燕山嘉氏所刻宣城旧本于京师。经注字等实便观读，于是补其残缺，置诸泳泽书院，嘉与学者共之。淳�丙午秋月识。�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陈�《经籍跋文》径谓之淳�丙午刻本。检故宫博物院选编《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其云：“元上虞泳泽书院修补燕山嘉氏覆宋本，《大学》序后有题记一则，其中‘学者共之，淳�丙午’八字割裂填写伪作宋椠，殿本覆刊遂承其误。盖未考泳泽书院至元代始建也。”��［5］�近人王欣夫推而言之：“乾隆时内府所刻《四书章句集注》，称为覆刻宋淳�本……后来孙家鼐重刻，当然毫不怀疑。至陶湘得见据刻的原本，始知‘学者共之淳�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写痕迹。其实泳泽书院始建于元代，宋朝何来此书院。淳�二字为至正二字所挖改，今故宫善本书影中明显可据，当时不加考订，疏于鉴别，遂被书贾所欺。”��［6］�故此本当作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泳泽书院刻本。�
（三）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见陆《志》。（第74页）�
吴案：叶氏未详读陆心源《�宋楼藏书志》所载书中序跋。此本今不得其全，石家庄赵俊杰家、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残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元刻明递修本。检陆《志》所载王遂序、徐几识语及黄镛序，《正集》刻于淳�五年（乙巳，1245），《续集》刻于淳�庚戌（十年，1250），只有《别集》刻于咸淳元年（1265）。黄镛序云：“《正集》、《续集》，潜斋、实斋二公已镂板书院，盖家有而人诵之矣。建通守余君师鲁……搜访先生遗文，又得十卷以为《别集》……始刊两卷，余以见嘱。于是节缩浮费以供�役，盖又二年而始克有成。”所谓“家有而人诵之”，即指其刻印流传之情况。瞿氏识语亦云：“《续集》、《别集》刻非一手，亦不同时，是当时《续集》、《别集》继续成书，与《正集》各有单行之本。”��［7］�可见，正、续二集刻于淳�间，惟别集刻成于咸淳元年。今仅存正集残卷，他日若见此本别集或可比对雕板风格。�
（四）无年号鹭州书院刻《汉书》一百二十卷，见莫《录》。（第74页）�
吴案：叶氏仅检莫友芝《宋元旧本经眼录》，未考原书，故云“无年号”。此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检此本原书，目录后有“甲申岁刊于／白鹭洲书院”二行木记。关于“甲申岁”刊刻，诸家大多著录为“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从之。然白鹭洲书院由宋末名相江万里始建于淳�元年（1241），嘉定甲申之说似无可能。而莫《录》定为“始刊于南宋末，毕工于元至正间”，��［8］�缪荃孙《云在�随笔》从之。自宋嘉定甲申迄元至正甲申为一百二十年，然是书仅一百二十卷，刊刻时间不应如此之长，张元济早有此怀疑。��［9］�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云：“因推知甲申当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此书为元初吉州白鹭洲书院刻本。……此书款式与蔡纯父本全合，即据蔡本翻版，蔡本宋讳缺笔至廓字，此书亦同。元刻本有时可避宋讳，不足为异。刻工钟华、吴升等数十人，与《欧阳文忠公集》、《周益公集》、《文苑英华》等书南宋中期吉州地区刻工，无一相合，亦此书刻于元初之证。”��［10］�此外，明确写明“某某书院刊行（新刊）”之双行木记当始于元代；又，此本字体与元代大德间江西诸路儒学所刻《隋史》、《北史》等书颇类，刊刻时间当近；再加之，参与刻书的刻工如刘宗，亦曾参与大德十年（1306）刻《南史》。史载，至元十六年至十九年，白鹭洲书院遭洪水，吉安路太守李珏主持修复，可能事后即刻书补板。此本可定为元至元二十一年甲申（1284）吉安路白鹭洲书院本。
二 宋元书院本补遗�
叶氏限于所据书目和个人见闻，一些重要的“宋元书院本”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影响其对书院刻书的判断。此处稍作补遗，随举七则：�
（一）宋孝宗以后，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资治通鉴》。�
吴案：此本为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大字本《资治通鉴》（所谓“龙爪本”）的覆刻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计有字数和刻工姓名。宋讳缺笔至‘慎’字，当刻于南宋孝宗（赵�）以后。此本卷二四首有“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刊梓于鹄山书院”二行木记，卷六八末尾又载元代朱文官印：“关借官，常加爱护，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书明白附簿，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顿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书林清话》卷八“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条下曾引此官印文，然卷三宋书院刻书条下却未见提及。陆心源《�宋楼藏书志》误作北宋本，今人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辨之可参。�
（二）宋宁宗时，项寅孙建安书院刻项安世撰《周易玩辞》十六卷。�
吴案：此本乃是书初刻，原藏北平图书馆，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栏，白口，双鱼尾，中缝上记字数，中记卷次，下记叶次及刻工姓名。前有“皇宋庆元四年岁次戊午秋九月己未叙”、“嘉泰二年壬戌之秋九月丙午后叙”，书末有嘉定辛未后序，当为宋宁宗嘉定刊本。书中宋讳有“弘”、“玄”、“恒”、“贞”、“慎”、“桓”、“构”、“�”等，所避至宋光宗赵�止。刻工中如“刘生”，尝刻南康道院刊《仪礼经传通解》、宝庆建宁刊《东汉会要》等书；又如“余士”，亦见临安府陈宅书籍辅刊《碧云集》等书。史载，项寅孙于淳�中知福州，在此之前并没有赴福州任官之记载，刻书于建安书院之事当再考。�
（三）宋淳�十二年魏克愚徽州刻、至元二十五年吴梦炎紫阳书院重修魏了翁撰《大易集义》六十四卷。�
吴案：此本乃是书初刻，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卷六至十、二十四至二十六配清抄本。元方回《周易集义跋》云：“（魏了翁）仲子太府卿静斋先生克愚明己，壬子岁以军器监丞出知徽州，刊《要》、《集义》，置于紫阳书院。至丙子岁，书院以兵兴废，书板尽毁，寻草创新书院于城南门内，独《集义》仅有存者。今戊子岁，山长吴君梦炎首先补刊……”��［11］�稍后，董真卿则说：“仲子克愚知徽州，刊于紫阳书院，至元戊子补刊。”��［11］�克愚知徽州，颇重紫阳书院，当以州费刊刻其父之书，置版于紫阳书院，惟吴梦炎补刊在紫阳书院。史载，紫阳书院为前任郡守韩补所建，不可这么快就有刻书的基础。�
（四）南宋末建阳龙山书院刻《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吴案：此本原为卢文�藏书，后归袁克文，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二十五字，细黑口，左右双边。首为杜预《春秋序》，次为《春秋纪年》，次为“龙山书院／图书之宝”二行木记。宋讳不严，疑其刊于宋末。袁克文跋云：“序后有龙山书院木记，审为南宋建本，精完可宝。”李致忠先生误以为龙山书院在安徽六安，定作徽州刻本，似不确。��［12］�检其雕印风格和字体行格，当系闽刻无疑。此龙山书院，或为书坊家塾之名，不必牵合讲学之书院也。�
（五）南宋末建阳刘氏天香书院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二卷。�
吴案：此本《书林清话》卷六尝提及，然误作二十卷，且未明言书院所刻，实为刘氏天香书院刻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影钞本。据《日本访书志》，杨守敬以宋讳断为宋末刊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四五字。白口，四周双边，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二行木记。有杨守敬、袁克文跋，下卷有阙叶。考“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群经，存世者尚有《毛诗》、《礼记》、《尚书》等，行格均相同，为十行十八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定为建本，《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云“此五经必为同时同地开雕。”天香书院无考，学界多以为建阳刘氏刻书，或即家塾书坊，冒书院之名，当是。惟林申清先生归入官刻，似无据。��［13］��
（六）元大德间，西湖书院刻元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
吴案：此本原为沈氏研易楼旧藏，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蝴蝶装，每半叶十二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中缝上记大小字数，下署刻工姓名。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指出，是版刻工在大德年间从事官板活动，并参与了西湖书院所藏南宋公使库板片的修板工作，且《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又著录此书，故推测是板开雕并藏板于西湖书院，当为西湖书院刊本。��［14］�笔者检其文字风格，与西湖书院所刊《文献通考》大致相似，亦可作旁证。�
（七）元大德丙午（十年，1306），稼轩书院参与刊刻�《北史》。��
吴案：《书林清话》仅在卷四提到大德三年广信书院（稼轩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其实稼轩书院在信州路儒学的安排下还参与刊刻《北史》的活动。卷四提到信州路儒学刻《北史》，仅提及象山、道一、蓝山诸书院，未及稼轩书院。检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云：此本“间有嘉靖元年二修版，盖版入南监以后所印也。”��［15］�据此，傅增湘说：“惟�宋楼本据《仪顾堂题跋》，刊书之地尚有稼轩书院，余别藏残本亦有之，兹本独不见，盖卷六十至七十二乃以补刻版配入也。”��［2］�他日得见傅氏所藏残本，必可一一验证。�
此外，还有几种书院本值得一提：《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残存《甲集》十卷），宋金华曹氏中隐书院刊本，今藏中国书店等处；《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十三卷、《后集》十三卷、《续集》存八卷、《别集》存八卷），元建安椿庄书院刊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附《玉篇广韵指南》一卷），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南山书院刊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元至正十七年（1354）鄞江书院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三 书院本和宋元书院刻书的几个问题�
刻书是宋元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由此形成了版本学上所谓“书院本”的观念。通过《书林清话》所载宋元书院本的订正补遗工作，笔者对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及其相关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关于书院本的定义�
“书院本”当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区分关键在于书院本身的性质。�
广义的“书院本”当指以“书院”为名刊刻之书籍。既包括真正的讲学书院，比如建宁府（路）的建安书院为宋儒王�创建，成为朱子学传播之地，其所刻书有朱子本人的文集、朱熹好友项安世《周易玩辞》等；也包括私宅家塾性质的书院，比如茶陵古迂书院（东山书院），陈仁子本人亦自谓“陈氏家塾”，所刻书有《增补六臣注文选》等；还包括书坊性质的书院，比如建阳的圆沙书院、南山书院、梅溪书院，多刊刻适合科举需要的韵书、类书等。这种广义的“书院本”，除了“书院”之名相同外，缺乏共同的版刻特征。在现存的广义“书院本”中，私宅书坊所刻占去一半以上，刻印精良、行格疏朗的官刻数量比较有限。�
狭义的“书院本”，则特指真正的讲学书院所刊刻的书籍，而以“书院”为名的私宅、书坊不在此列。叶德辉曾说：“元人刻书，如西湖、雪窗等书院皆精舍之通称，非讲学之书院也。”��［16］�实际上，杭州路的西湖书院虽以藏板刻书出名，但仍有讲学之功能。这一类书院，还有福建的建安书院、沙阳豫章书院、江西的宗文书院、稼轩书院、道一书院、象山书院、蓝山书院、白鹭洲书院、临汝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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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元书院本的类型和分布�
从“宋元书院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广义的“书院本”可以划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类型。�
1.属于官刻的“书院本”�
宋元书院，多数与官学关系密切，在刻书事业上更是互相倚重。官方刻书，书院山长和师生多参与校正，甚至主持刻书工作，所刻之书或置板、或分藏书院。当然，讲学书院的刻书也有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些书院以前是官学，像元代著名的西湖书院，其前身为南宋临安太学，藏板丰厚且有刻书传统。因元代国子监已转至北京，西湖书院或兼有国子监刻书之功能，故影响极大。比如，现存西湖书院刻书中《文献通考》就有多本存世，远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亦有发现。黑水城出土本残存散叶五十四叶半，以习字纸为包背装，上有“至正十三年（1353）”草书字样，离泰定元年（1324）初刻时间仅三十年。��［18］�当然，《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的藏板，不能都算作书院本。比如，王国维在《两浙古本考》中提及：“赵彦肃《复斋易说》六卷，宋嘉定辛巳刊于严州，别见严州。后入西湖书院，复归《南雍志》，《复斋易说》六卷存三十九面。”��［17］�此本只能认为是“严州本”，而非西湖书院本。�
第二种情况，有些书院与地方官学完全是一回事，像元代江西的宗文书院便是如此。程端礼至元四年撰《铅山州修学记》云：“知州奉议李侯顾�咨嗟，即捐俸为倡州学暨宗文书院。”��［19］�卷五今所见其刻《五代史记》，相当于铅山州学本，此本卷七十一末有“宣德郎国子博士臣高宇校正”一行，学官校正书版乃官学本之特色。�
第三种情况，官学带领书院刻书。比如抚州路临汝书院刻《通典》，其卷七十七末有“抚州路临汝书院刊，山长李仁伯校正刊”。而据王国维《庚申之间读书记》载，嘉靖本《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卷一百末有元李仁伯识语：“《通典》一书，礼乐刑政备焉，学士大夫所宜家置一通，以便考索，而板废已久，诸路欲刊弗克。总管锦山杨公牧临川，兼董学事，既兴美庠序，百废�兴，乃命诸学院协力刊成。……大德丁未岁杪湘中后学李仁伯字恕甫谨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另载中国图家图书馆藏一种明钞本，目录后题“大德丁未春抚州路学刊”。��［20］�可见，此本亦属路学与诸书院协力刊成，非临汝书院一家所为。其他，如饶州、瑞州等路儒学携书院刊刻《隋书》、信州路儒学率书院刊刻《北史》，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2.名为书院本的“家刻本”�
叶德辉曾说：“有名为书院而实则私刻者……此皆私宅坊估之堂名牌记，而托于书院之名。以元时讲之风大昌，各路各学官私书院林立。故习俗移人，争相模仿，观其刻本流传，固可分别得其主名矣。”��［21］�晚唐五代开始，书院、家塾颇难区分；南宋以后，家塾与书院更不易区别，比如吕祖谦的明招山家塾与丽泽书院。至“书院”之名声日盛，宋元家塾托名“书院”刻书亦很普遍。�
《书林清话》尝提及家塾性质的书院，比如方回虚谷书院、陈仁子古迂书院、郑玉师山书院。李致忠先生甚至将“陈仁子古迂书院（或东山书院）”所刻《梦溪笔谈》视为“元代书院刻书的代表作品”。��［22］�其实，陈仁子并未建书院，以读书之所号为书院而已，刻书自应属家刻，与其在明代真正成为书院以后的刻书性质不同。比如，陈氏《牧莱脞语》卷七有《古迂精舍书目序》，名为精舍之家塾也；又是集卷一九载有多篇州郡学和书院的讲义，其中亦无 “古迂书院（东山书院）”之讲义。检《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古迂陈氏家塾尹文子》书名，亦可知为家藏本、家刻本。�
3.为书院本的“坊刻本”�
近人杨守敬云：“宋元之际所刊书籍多有木记，称某书院校刊，今日藏弃家以为当时官本，其实皆坊肆所托。如此本《纲领》后木记云云，决知非官刊之书。”��［23］�除《书林清话》中所举“詹氏建阳书院”、“潘屏山圭山书院”“刘氏梅溪书院”（此即建阳书坊之名）外，还有“圆沙书院”、“南山书院”、“雪窗书院”、“椿庄书院”、“梅隐书院”等亦为书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书院为名的书坊主要集中在建阳一带，两浙亦有此现象。�
建阳很有名的圆沙书院，《书林清话》误归于元代讲学书院。但从所刻五种书籍来看，其字体雕印无疑属建本，所刻书籍显然是为科举服务，书中木记亦具有坊刻特征。比如，所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目录处有“延�丁巳”钟式牌记和“圆沙书院”鼎式牌记。以书院为名的书坊，往往又号为书堂。比如，明州梅隐书院刻有《书集传》，而其刻《明本排字九经直音》，则以梅隐书堂之名；龙山书院刻有《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而其刻《挥麈录》则以龙山书堂之名。�
按现存书院本情况，宋元书院刻书的地理分布集中在南方六省，依次为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这与此时期书院发展大致吻合。��［24］�如果剔去闽中以书院为名的书坊，其地理分布与书院发展完全相步。此外，四川书院颇多，然却鲜有书院刻书之记载，或宋末毁于一旦，或刻书确由官方所为，与书院无关，值得探讨。�
(三)藏书、藏板、校书与宋元书院刻书活动�
在讲古代书院史时，笔者以为应当将藏书、藏板、校书与刻书一起讨论，这样才能较准确地理解刻书活动。
藏书一直是书院的重要功能，宋元书院也不例外。由于没有实物，今人难以知晓宋元书院藏书钤印的情况，但可从现存书院本木记来窥其一端。比如《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的木记为“龙山书院图书之宝”，《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的木记为“刘氏天香书院之记”，说明宋末书院刻书，其木记仿书院藏书之印，不像元代书院径直标作“某某书院�刊行”。��
随之而来的是书院的藏板功能，宋代官方刻书往往将藏板置于书院，后人遂以置藏板与刻书籍不分。比如，《书林清话》卷三有一则云：“无年号刻吕祖谦《新唐书略》三十五卷，见范《目》。”检嘉庆阮氏文选楼刻本《天一阁书目》载：“郡守赵度支梓，男（吕）延年识后云：‘先君授学丽泽，患《新唐史》文多且阅者难，因��体要，意存笔削，史法实在焉。太守度支赵公因命锓木，置之丽泽书院。’”据其文意，是书并非由丽泽书院自行刻印，而是婺州太守赵汝腾刻印后置版于丽泽书院。再比如，同卷中还有一则云：“绍定四年，象山书院刻袁燮《�斋家塾书钞》十二卷，见《四库书目提要》。”据袁甫《�斋家塾书钞后序》：“甫悼先君子之没，幸伯兄之有传。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编，名曰《�斋家塾书钞》而纳诸象山书院，以与世世学者共之。绍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谨书。”��［25］�《四库书目提要》也明确说：“刻置象山书院。”但是，稍后诸家著录均径以为象山书院所刻之书。�
有了藏书以后，书院校书便兴起。至有藏板，书院校书也自然开始校正诸板，甚至自行刻书。比如，元大德十年（1306）刻《北史》，其中卷八十一至八十三刊者为道一书院，有杨燧校正、聂则迁校正、陈志仁校正等字，这些人或即信州路道一书院的师生。�
总之，书院刻书确实是宋元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但“书院本”在版刻史上却是一个模糊的观念。只是由于宋元时期是书院刻书的兴起时期，在古代书院史上别具意义。若从版本学角度来讲，书院本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仍可划入官刻、家刻、坊刻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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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1-11-16�
［作者简介］ 吴国武（1971―），男，湖南沅江市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文献学、经学和古代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