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保留书信的习惯，但有一摞信件我一直保存至今。因为它见证了一位文化人对一位普通工人的关切与友谊，也见证了一个文学编辑老师对一个怀揣文学梦的青年的谆谆诱导与殷殷教诲。他就是《长江文艺》（当时刊名为《湖北文艺》）评论组编辑刘森辉先生，我们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老刘。
我和老刘相识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一个工厂里的一名翻砂工人。我的同房是武汉一中的高材生，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一天他不知从哪借来一本紫批《石头记》在我的面前显摆，爱看书的我马上向他借了过来。谁知才看了不到两星期，他就找我要，我说还没看完呢，他说你看看里面的图画不就得了，难道还要研究不成？我说我就是想要研究研究。他马上像瞧怪物似的看着我：“你研究《红楼梦》？不是说胡话吧？我爸是教授都没研究，我爸大学那么多著名教授都不敢说研究？你个翻砂的工人却说要研究，不会是发烧吹牛说梦话吧？”说完就把书拿走了。拿走了不说，他还要在他的那些自诩为“文学爱好者们”的同学中间广为传播我要研究《红楼梦》的讯息，弄得好长时间，我成了许多人的谈资和笑柄。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专家学者才谈得上研究，而我，能认识书里的字，弄清人物的关系就不错了。
为了和他睹气，也为了在那些“文学爱好者们”面前挺起腰杆，我借来了一部《红楼梦》和几本参考书，下班后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车间后面的技术室里潜心研究。
一个月后，我还真写了篇评《红楼梦》的文章，寄给了当时湖北唯一的刊物《湖北文艺》。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编辑部的来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有基础，但铺得太开，过于面面俱到，许多地方犹如蜻蜓点水；建议你截取其中一段，突出一个主题，写深写透为好。”这是我的第一次投稿，也是我第一次收到一个杂志编辑的亲笔来信；字迹虽然飞龙走凤，潦草得难以辨认，但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将信件反复看过，又将我的文章从头到尾看过几遍，也许应了那句老话：“文章还是自己的好”，仍是迟迟不知如何下手，于是决定揣着这封信去《湖北文艺》编辑部上门请教，面聆机宜。
值班的编辑一看字迹立刻就将我领到评论组一位男编辑面前：三十多岁的年龄，中等偏瘦的个儿，一双旧布鞋，一件袖口开裂的旧中山装，一头蓬乱的头发，一个棱角分明而又有点英俊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这就是我的文学之路启蒙老师刘森辉先生留给我的印象，以后这印象就一直深深地留在我永久的记忆之中。
刘森辉先生（我当时叫他老刘）热情地接待了我，拍着我肩膀的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这么年青就看了这么多的书，并问我在哪里找来的。我说在我们厂图书馆。他听了先是一惊，接着感叹道，一个工厂的图书馆有这么多资料，不简单。他像一位兄长样亲切地对我问这问那，在得知我是为了睹气才研究《红楼梦》时，他立即哈哈大笑起来，并叫我回去告诉我的同房，说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不过我回到单位后却一直不敢在趾高气扬的同房面前说这句话，我怕文章发不了时惹来更多的笑话。
几个月后，我的文章终于发表了，不过当我将其和原文对照时，发现差不多被改得面目全非，除了主要意思是我的，许多地方都是老刘改的，有的地方几乎是他帮我重写的！为了达到发表的水准，花这么大的力气帮一个不知名的业余作者修改文章，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人。也许他觉得我是可造之才，可琢之玉；也许他想让我扬眉吐气，不再被人耻笑。虽然其时我不过是一个和他素昧平生，连“老师”也不会叫，只会满口老刘老刘的一个浑浑噩噩的毛头浑小子。
文章发表后，自然在厂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个教授的儿子带头起哄要我请客，我回敬他道，你不是说我一个翻砂的研究《红楼梦》是发烧说梦话？他立即嘻皮笑脸地冲我笑道，我那是激将法，没有我的那一激，你哪来的文章发表，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是的，确实应该感谢他，如果没有他的那一番话，生性慵懒的我真的是不会有这人生的第一步的。
自这篇文章发表后，以后差不多每个月老刘都会给我寄来学习资料，我也陆续有文章发表，我成了《长江文艺》的重点作者。
一天，我正“全副武装”在造型机前挥汗如雨时，突然厂办的秘书“黑马”领着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并大声说道：“资江，你看谁来了！”我回头一看，嘿，《长江文艺》的老刘来了！我大声说，老刘你怎么来了？他笑着说道，来看你呀，看你工作的样儿？真没想到，在漫天的粉尘和落砂机造型机震耳欲聋的噪声里，居然还有人专程来看我，而且是《长江文艺》的老刘，那一刻，我真是感动得快要落泪。
我所在的厂子位于市郊，我所在的铸造车间位于厂区的最里边，从厂门走到车间，最快也要十几分钟，从市区到我们车间就更不消说了。我问老刘是坐车来的还是走来的，他说走来的。我问他累不累，他笑道，和你干的工作比起来，我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呢？是的，我的工作确实是很脏很苦也很累。我告诉老刘，我的工作像“印粑”一样简单，基本上除了力气就是汗水，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如何将这一堆堆小山似的黑砂快点变成一个个产品。老刘告诉我，《长江文艺》准备在当地办一期学习班，而我们的厂子不归当地管，于是他就来到我厂，亲自和厂里协商，以便我能参加他们的学习班。老刘随后跟着我来到我的宿舍，翻看了我床头的藏书和平时的读书笔记。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一些作者和《长江文艺》的编辑们说道，你们别看资江平时穿得干净漂亮，一介白面书生，他上班时脚蹬一双翻毛皮鞋，头上一顶带披肩的有檐帽，手握一把长锹，活活的一个“鬼子进村”的形象。
当时《长江文艺》写评论的作者，大都是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的基层人员，各方面的基础都较差。为了提高这些人的写作水平和能力，《长江文艺》常常采取办学习班的形式，对作者进行培训。每次学习班时，老刘都要给我们讲一通评论的基本原理或学习一些资料。他常说评论是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是把握舆论导向，评判文章优劣，它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比原文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学过理论后，马上就进行实践。实践的方法也很别致。要求每人用一天时间熟读同样的五六篇文章，并写好每篇文章的评论提纲。也即是要求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出每篇文章的优点和缺点。第二天大家集中抽签，确定某人重点评说某篇，不过在此人评说后，大家都要轮流发表看法进行补充，每篇完后老刘再小结或表扬或补充或鼓励。由于大家事先有所准备，又由于来自各地，都好胜争雄，不甘人后，因此学习班上，无论是自己评说还是评点补充别人，都异常热烈生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种方法，不仅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还为每个写评论文章的同志拉好了基本框架，省去了许多思索之苦；对于当时读书不多而又未受过专门教育的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最好的速成方法；也是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的好方法。
老刘对我们的要求很严，对每篇文章都精益求精。他要求我们，能压缩的段落一定压缩，可有可无的句子一概不要，没有实质内容的废话官话套话一概不写，一些可省略的修饰虚词要尽量减掉，甚至可省略的标点符号也要尽量省略。一篇2000余字的小评论，不来回磨个三四次，修改二三遍是过不了他这道“关”的。看他改文章，就犹如看一个高超的玉匠琢玉一样，一眨眼工夫，就将那些无用多余的废料剔除，还你一个玲珑剔透的艺术品。
他还告诉我一个诀窍，写评论文章切忌面面俱到，搞大而全。那样往往出力不讨好，成了大而空。最好像锥子一样，着力于一点，扎进去，扎深扎透；然后再生发开来，由里及表，由此及彼，这样的文章才深刻有内容，才进退游刃有余，才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老刘平时虽然话语不多，可是却善解人意极肯助人。在一次学习班上，他听说我在湖南老家谈了一个女朋友。由于我们厂子平时不容易请假，我想趁这次一星期左右的学习班机会抽时间回老家一趟时，他立即全力支持我，让我只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写作任务。我提前悄悄地收拾起行李，神不知鬼不觉地踏上了回故乡之路。
从湖南回来后，我顺道去《长江文艺》看望老刘和其他老师。当老刘得知我与女朋友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时，他宽慰我道，没关系，你还年青，人生的路还长得很，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挺起胸来，朝前走。后来他听说我在回乡的火车上，由于睡不着觉，无意中将我们评论习作中的一首诗歌谱了曲时，立即高兴地将我带到音乐组的一个老头面前 ，并向他引荐介绍道：这是我们评论组的一位年青有为的业余作者。
老头儿的穿着比不善修饰的老刘还要土，一件中式对襟衣，一双“老头鞋”，怎么想象也和搞音乐的相隔十万八千里，整个一个街头补鞋匠形象。老头虽土得掉渣，却思维敏捷，视唱功夫了得。他拿过我的“歌曲”，也不先“酝酿酝酿”，立马就一边眼睛看曲，一边口中唱词地一路“唱”下来！唱过两遍后，他又改动了几处他认为拗口的地方，然后面无表情地说道，曲子还有特点，不过杂志每期只发一首歌，这期的已经定了，留着下期发吧。从看稿到敲定，老头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真是一个神奇的老头！后来，从我的小提琴老师那里得知，这个土得掉渣的老头，就是湖北音乐界的泰斗魏开泰。
当我把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转来告诉老刘时，老刘高兴得连连说道，你这次湖南没白跑，想不到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并焦急地劝我，你再去和老魏说说，就在这期发好了，因为那首歌词我们准备这期发。虽然我没敢再去老魏头那里，但老刘的那副急人所难的古道热肠形象却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中。
花开花落，春去春来。由于工作的变动和环境的变化，我后来脱离了文学这个主战场，和刘森辉先生也基本失去了联系，其间虽也有过书信往来，并去找过他几次，但都因阴差阳错，没有谋面。就在他年富力强准备大干一场时，突然听说他被肝癌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大家为此唏嘘了好久。
想起先生对我的期望和教诲，我常常深感愧疚。几十年来，案牍形劳之余，虽然也写过不少东西，但都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看看那些东西，就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羞愧得想要把它们烧掉。因此既没有成为空头文学家，也没有著作等身，更没有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显赫作品。但是几十年来，我却从刘森辉先生的身上学会了怎样做人，怎么待人！看看如今的一些吆五喝六器宇轩昂的文学新贵们和那些颐指气使的“小爷”编辑们，再想想那些像刘森辉先生那样长年在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不图回报的一生清贫的文学前辈们，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刘森辉先生去世已十多年了，他虽然只是《长江文艺》杂志社的一个普通编辑，去世前也不过是一个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身后也没有留下什么著名的文集和作品，但他在湖北文学界的影响却很大，特别是在许许多多的基层业余作者中间，至今大家都仍在怀念他。
责任编辑 易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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