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消费时代已经彻底的来临，当它浸透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文学的家园也遭受了惨重的侵占，时代的潮流不可扭转，然而文学要继续发展。现代市场语境下的文学创作总体在适应市场的要求，但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了太多的失落，那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巨大改变，却是精神的失落。
关键词 消费时代 边缘化 文化快餐 创作形态
一、文学的边缘化与市场化相伴随
（一）从文学的边缘化说起
文学边缘化的惊呼，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已传遍整个文坛，人们都在哀叹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的确，象《于无声处》、《丹心谱》等那样，一出戏演遍全国；象《一月的哀思》、《周总理，你在哪里？》、《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等那样，一首诗获得亿万人应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应当承认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社会中心性的地位和作用，是自19世纪末的文界革命后才有的，60年代以来尤为突出和过分。象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文学边缘化的状况，却是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与国家的大一统程度有关，也与基于某种文学、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现实关系的弹性张力，从而当权者实施的文化控制力度有关。
但是，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文学的边缘化，并不只是轰动效应的失却、对社会中心的暂时远离，他还包含许多新的东西。当从属论，中心论被公开取代之后，文学观念、文学功能便更加宽泛和多元化了；当文学的愉悦功能被大大凸显时，文学现象背后许多隐曲的、神秘兮兮的附加能指，即使不能完全消失，也该是大大淡化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不再是社会的中心，此时，文学尝试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价值，作家也纷纷走出书斋，寻求市场价值。
（二）文学的市场化趋势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市场化并不自今日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湘元先生的研究，早在清同治11年即公历1872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申报》。在创刊号上，《申报》公布了一份叫做《申报馆条例》的文件，说：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这就打破了报纸向文学作者要刊登费的惯例，而中国文学也由此走向市场。[1]
但是，应当看到19世纪末到20实际前半叶的市场化文学，与我们当前的市场化文学是有着巨大差别的；虽然他们在外在形态上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贴近现实，面向大众的文学创作，市场行情看好。
现代的文学市场化是与文学的边缘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市场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述所谓文学的边缘化，基本上是指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而言的；而通俗文学则呈现出一幅非常奇异的景观。它在文学界的地位历来低下，时不时地便遭到某种贬斥和挤兑，只有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表现出例外，对他们的抨击要少的多。近来，随着金庸先生在北大及文坛地位迅速飙升，海外通俗文学的地位更是提到了与严肃文学比肩并立的程度。这里的是非姑且不论，还回到境内通俗文学的话题上。通俗文学地位不高，很少有文化人正眼去看它，评论、研究之类自然一概谈不上。但通俗文学似乎没有经济上的困扰，就在目前，通俗文学期刊的订户也都在数万数十万以上，令严肃文学望尘莫及。还有一些介乎文学与非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作品，例如名人传记之类的，也往往成为媒体话语中心。但他们很少得到学界文人的认真关注。那么那些严肃文学之外的文学，在这些阅读中常常产生轰动，又是日常媒体话语中心的的文学，其地位研究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他们是在文学的边缘化过程中，位置不断的凸显，这正是边缘化而导致市场化的具体表现。
文学走向市场是大势所趋，但面对市场，作家的心态又各不相同，市场带来的困境，扰乱了作家的创作心态。一方面，部分作家看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不能实现，从而对严肃文学产生怀疑，对文学原来的生存方式开始否定。另一方面，也使那些从事心灵探索的纯文学作家陷入了彷徨的矛盾的心理，因此作家们在一致呼吁，尽快健全规范的文化市场。被称为晚生代的年轻作家们对文学的市场化，心态显得要开放的多，他们在现实的困境下主动适应市场的要求，为市场而文学的思想已经确立。
二、消费时代文学的美学风格及其困境
消费这曾几何时还显陌生的语词，瞬间骤然进入社会结构的构成空间，并迅速地解构着已往的价值形态；在文学艺术领域，一种以“消费”为内在“节点”的相关意义已经或正在生成。任何一种新型的文化现象，都具有双边或多边效应。因此及时而切实地研究当下中国文学艺术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变异及审美特征，考察其功能呈现，无疑是一件有着学术创新难度和当下实践意义的工作。 国外消费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消费主义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在人们以“消费”的理念与方式和文学艺术（文化商品）产生“意义”关联的时代，文艺的日常生命状态和日常经验性质就成了文艺产品与文艺消费的流通中介。传统的“艺术”与当今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文化符号的等级观念，被迅速地消解，并且体现出“日常”与“艺术”的混合编码状态，于是，“日常生活”得以合法性的“审美呈现”。[6]
日常审美叙事，还体现为对历史题材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处理，体现为以当下日常审美经验向历史时空纬度的审美辐射。当“历史”不再仅仅作为人的膜拜对象或对人的神谕对象而是作为当下的“消费对象”时，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必然消祛着已往附着于“历史”中的厚重与神圣意味，要求或制约着文艺家对历史人事作日常化的审美观照。在近年的历史文学创作中，无论帝王贤相，还是皇后公主，作家都从日常生活细部写实，去其王朝宫院的神秘性想像色彩，而还其“常人”的生命姿态。
在消费性接受过程中，大凡思想性启迪，知识性索取，自觉让位于消费性欣赏。消费主义文化时潮及其日常审美叙事美学，在它以日常碎片、经验形态和感性形式等符合当下的消费人生的随意性、休闲性和娱悦性的文化语码规则的同时，在当下中国，日常审美叙事，又显出它的功能悖论（或者说审美负效应），即：现代人性诉求的缺失。
现代人性诉求的缺失，在现实人生题材的日常审美叙事中，表现为对凡俗人生的庸俗与苦难的无价值认同和病态性欣赏。基本人性底线的缺席与现代人性价值的放逐，使得日常审美叙事作品体现出对日常生命价值的忽视，对人生苦难的病态欣赏的危险倾向。
作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它的消费功能基本建立在“欲望”和“狂欢”这两种生命元素或生命仪式的基础上。欲望狂欢，成为消费社会文艺的总体风格特征。
欲望书写，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语境中，曾经作为对抗极左思潮扭曲人性的反叛性生命形式，负载着特定时代的执著的精神性追询与理性深度的分析与思辨功能。但是，90年代骤然而生的消费性阅读，性、性爱叙事，自然成为既能满足读者快感欲望又能切合出版指标的小说与文本形式。同时，新奇、怪异的欲望书写往往成为特定时代的“时尚”要素。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虽然许多文学“流派”各异，但在“身体写作”及“欲望表现”方面，却显出惊人的相似性，充溢着肉感的身体行为和膨胀着的生命情欲。值得关注的，这类“身体写作”与“欲望狂欢”，不再负载此前时代的文化反叛意义，而更多地体现为快感的宣泄，遵循的是一种娱乐与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
一旦“欲望”在消费社会获得美学表现的合法通行证，一旦将“合法”运用到极端，那么，就有如潘多拉的魔盒，现出某些无序或失控状态。在棉棉和九丹一类的作家创作中，欲望狂欢已经逾越着“人”的文明基本底线。作家完全摒弃了人作为文明积淀的生命形式，将“人”等同于“动物”，仅剩下本能性欲望。在“狂欢”仪式话语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它对文明价值底线的销蚀与践越。当下文学写作的“狂欢”风格，是对弱势人生的恶意幽默。它通过对弱势者的“阿Ｑ式”自嘲自讽，让自我遗忘病苦，让“他者”（观赏者）在自我苦痛处把玩“幸福”幻像和喜剧快感。从本体意义上，这种恶趣狂欢，显示出明显地悖离“民主精神”和“人道精神”的价值倾向。与此近似的，在某些历史题材的“戏说”作品中，“狂欢”，不是对封建帝王君主的意义解构，相反，却是以喜剧、幽默荒诞的方式，表达出对他们那种谐趣、憨实、纯真的人格亲和力的赞美。“狂欢”风格，不仅没能实现对封建帝王的“嘲讽”和“否定”，相反却成为君主人格的情感性膜拜和想像式肯定。
“时尚”，作为都市文化社会、市场经济时代、商业消费潮流的特定文化概念，它包含着诸如流行、时髦、新鲜、奇俏、异质、另类等文化元素。“拼贴”，是后现代主义艺术语义组合、形式编码的基本艺术方式。我们注意到，当下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一些文学创作将这两者有机整合为“时尚拼贴”式文本，并逐渐成为某种流行性的文本风格。
时尚拼贴文本开放性随机性的叙事方式，作者可以随意中止原有的叙事进度与叙事指向，“拼贴”、穿插与故事主干关联不多但却与“时尚”内容切合紧密的人事风物故事情节。结果，“小说”文本的某些既定边界被撞开了豁口，“小说”在此衍变为“时尚拼贴”文本。
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在实验剧创作中，在流行音乐的旋律中，我们都能发现“时尚拼贴”的形式特征。与现实的“反串”，“古”与“今”的杂糅，远古蛮荒风俗与时尚服装秀的同台并陈，自然原始音符与金属重音的同构，开放性随意性的“时尚拼贴”成了消费社会某种共通的艺术文本符号编码形式与编码规则。
当“时尚拼贴”创作方式，完全依循着“消费逻辑”并被某种普泛性的“标准化原则”和“社会编码规则”作出“符号操纵”的时候，于是，便显出“艺术”命运的尴尬。在消费主义时代，“艺术”何为？“艺术”何在？当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艺术》所描述和追询的艺术存在形态问题，至今已引发中国学术界关于当下的“文学终结”与“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和追问。显然，以个体审美经验性、个体精神特殊性和个体话语表达的独异性为存在根基的文学艺术，已经遭到消费主义时代的“标准化原则”的“社会编码”方式的夹击或解构，并引发当下文学艺术从理念到形态（形式）的危机状态。
诚如许多敏锐的学者所看到，在消费主义时代，需要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不仅仅“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而且“能够从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动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总而言之，以自我个体方式参与“时尚拼贴”文本，“这就是使得‘个体理解’意味着对群体生活的一种‘穿越’”。个体不是简单地“超越”群体，而是“穿越”，在对群体性“社会编码规则”的既突入又穿越中，实现消费时代的“文学性”（诗性）和艺术创新。
三、消费时代的文学创作形态
现在许多人也许会注意到，从四十年代末到现在，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精神背景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现在，作为集中体现和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思想和文化来说，好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发生了一些游离，即没有与整个的精神背景完全融汇到一起。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它既然从属于精神，就应当与整个的社会生活浑然一体。然而现在不是，起码看上去不是。
实际上，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创作者和思想者，他们的作品，已经或正在从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中脱离出来。这个时期的精神作为一种总体背景，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正在逐渐地开始后退��一些最重要的思维成果，正在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现象、精神状态、现实生活，这种种构成“背景”的东西慢慢剥离开来。这些作家作品与一个时期的精神流向，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已不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趋向一致，而是越来越分离，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疏离的关系。
纵观以往，似乎所有的作家与创作都融进了时代精神的内部，他们的具体存在只是构成了大的文化和精神背景的一个部分。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得出的认识和结论。但如果从局部看，比如现在，这一切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越是好的创作、好的作家，与这个时期最普遍的现实��特别是大的精神背景，越是发生了分离。时代的精神背景相对于一些个体，正在往后退去。于是，某些个体越来越孤单地呈现和裸露在历史的视野里。
任何时期的精神背景都大致由现实生活所决定，它是有厚度的。有什么样的背景，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和思想。因此今天这种状态，正是出现真正优秀的个体的一个基础。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将逐一走出这个背景，与浑然的背景分离出来。
市场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大众”，但它是打引号的。“大众”一叫好，知识分子用来判断的脑筋、用来表达的声音，一概全无。在商品经济时代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
在一种沙化时期，写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时期只能是卖，是大肆叫卖，直到“卖掉一切”。我们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有什么样的写作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反过来也是一样。出版和写作都是被消费所决定的，被环境所决定的。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上的无底线。
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或艺术家会惊讶地发现：他如此生存，简直是在与整个世界对立。这种感受很正常，问题是这个发现之后是否恐慌。人处于第三世界就会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发现了这么冷酷的一个事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一点和整个世界发生对立的那种感觉。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终于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惊怵。
如果简单地从商品流通的意义来讲，刚刚转型的第三世界如中国，商品化程度不是过分了，可能还远远不够，即遵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那种商品游戏规则还远远不够，或许还没有进入它的内部，没有踏入堂奥呢。但是从精神和商品属性的混淆程度上看，从这种纠缠撕扯的混乱状态看，我们又实在是走得最远，几乎比任何一个所能了解的国家都走在前头，最混乱，最让人担忧。
现在的写作已不再是一些专门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社会化、生活化，这当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赋予职业的意义，它标明的仅仅是一个职业而已。只要是写了一点作品、或者有这个努力和爱好的，都被他视和自视为“作家”。美国一个杀人犯，出来后把杀人的过程写出来，畅销并已致富。原来此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
诅咒爱情，诅咒道德，践踏一切维持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第一反应都没有，还会有真正的希望吗？我们真的进入了末日的生存了吗？ 的确，一部分时刻追赶时髦的所谓的先锋，已经先自背叛了。连中国的道德家也转向了。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和知识界已经没有了道德家，没有了顽强的保守主义。然而作为一个道德的宣讲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了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就将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没有他们，一个时期的精神背景就有问题，这个滋生思想和艺术的文化土壤就会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先锋们背叛了，道德家转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浑然状态。
所以，当精神和思想被出卖的时候，当它们在极力使自己成为卖方市场的时候，也就不能奢谈精神了。当中国作家像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嘲笑理想和意义的时候，当那些不久前还在极力追求体面的所谓知识分子、艺术家，躲在“大众”这块幕布后面干尽了无耻下流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只好背离他们，远离再远离，以至于成为禹禹独行者。
再打开电视，看看所谓的生活娱乐频道，一些网站，所有最下流、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东西，收视率和点击率都非常高。那些稍微想干一点正事、想表达一点追求的，往往很快就被“末位淘汰”。人们一朝发现并大肆倡扬动物性，把商业运作和精神价值完全混淆。什么无耻、无底线，只不过为了无限止地满足商品流通的贪婪，畅销等于一切。我们看不到严厉的权威、看不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儿青筋毕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出版者，与这样的时代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谋。
既然走进了如此悲观消极的黄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这里发现了一种从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学。整个混浊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儿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这个时期还有什么正在与这道幕布分离出来，那么就是一小部分文学��当然还有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正是因为它，一种物质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凿的壁垒，才使精神和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次彻底的决绝。[5]
从文学和精神的历史上看，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都是尽可能地把一个时期芜杂的精神现象作为背景意义来对待，而不是急欲化进这一背景、融进这一背景。中国世俗文化中有一个“藏”的智慧，是极易被等而下之地运用的。其实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这个非常芜杂的精神和现实的背景里，让自己构成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是作为一个知识者，怎样鼓鼓勇气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走得遥远，跟背景拉开一个尽可能长远的距离。 作家和思想者――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个体，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个人。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多么阔大的背景就有多么阔大的精神，有多么厚实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实的思想。我们在真正悲观的土壤上生长出真正的乐观，并为自己拥有如此斑驳丰富的背景而庆幸。[5]
极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创造的条件。一旦失去了这种条件，苍白的季节就会到来。真正的创造也许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赏和厌恶、拒绝，甚至是极大的痛苦和藐视，还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这些都不怕，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个时期真正的精神危机却是心灵上的慌乱和庸俗的喜乐，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正在发生的悲剧：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进那个“背景”，唯恐被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所抛弃。[7]
商品大潮中的精神理性是怎样理解“大众”。九百年前苏轼说过一句话：“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聪明的玩泡者其实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这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盗铃。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乐观主义。
四、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消费时代文学何为
（一）时尚的力量，能否抵御
消费时代，时尚的力量似乎是难以抵挡的。追逐时尚、跟踪流行，成为当今文坛许多人创作与阅读的风向标。流行品味使一些作家改文风，换手笔，畅销与火爆使众多读者追风逐浪。面对时尚与流行，文学将如何选择？我们是否有能力抵御时尚的诱惑？
文学时尚化是市场化与都市化共同滋生的一种泛文化形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化事业正面临文化产业转轨，文学也得经受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的甄陶。作品的市场操作免不了掺杂着“炒作”，读者的阅读时尚将直接引领文学消费，于是，“时尚”便由社会心理演绎成文化市场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于作者而言，首先要影响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对于读者则直接影响他们“读什么”和“怎么读”。其直接结果有三：一是口水化写作，用时髦的话语来作秀；二是情感关怀的匮乏，以矫饰招徕卖点；三是对大众传媒的媚从，用时尚来迎合炒作。“私人化写作”、“身体修辞”、“眼球叙事”，以及时尚阅读中的“快餐化”、“一次性阅读”、“文化快捷键”、“文坛热点招贴”等，都是文学时尚化的表征。还有，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和电子技术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普及、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网络文学、影视艺术日益兴隆，就连广告都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叙事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社会时尚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审美情趣，面对时尚的诱惑和经济的催动，作家难以心静如水、安于清贫。这时候，要想在时尚文化的氛围中秉持“呕心沥血”的创作姿态谈何容易！
时尚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强健的文学精神可以引领和改造时尚。鲁迅先生曾说，文学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只要文学还具有坚挺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引导健康的时尚，抵御颓废的时尚，创造生机四溢、积极向上的新时尚。尽管许多人摆不脱“现代性”带来的困惑和迷惘，走不出“市场化”设定的势利与浮躁，乃至束缚于物质和精神，道义和功利的悖论而不能自拔，但只要文学的原点命意没有改变，只要文学的精神旨趣仍然存在，只要人类的艺术希冀仍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尚的泡沫终将消散，文学的底色和本性终将在时尚的打磨中被重新镀亮。
（二）底层诉求，有谁关注
文学的边缘化颓势，有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更多的还是文学自身的责任：是文学首先脱离了公众，然后公众才离开文学。我们看到，欲望的文坛充斥着“宝贝”系列，“戏说”系列，“美女”系列；欲望写作所着力表现的是钱，是肉，是宾馆酒吧、跨国婚姻，是宠物和名车洋房，是三角、多角关系的鸳鸯蝴蝶派话本儿抑或三流ＤＪ情事，是肥佬的胁肩谄笑和“愤青”“朋克”一族的“垮掉”情怀；欲望文学的人物有踌躇满志的白领丽人，有酒色财气的潇洒先生，有玩弄权术的大小官员，有商海角逐的富豪大贾……惟独少见底层人民的苦乐悲怀、爱恨情仇。文学已少有与最下层人民群众的共鸣与共振。
文学艺术应该贴近群众、表现群众的生活，表达人民的心声，关注民生的疾苦，倾听底层的诉求，多为人民鼓与呼，因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大众的感性生存是一切艺术审美的源泉和动力。列夫?托尔斯泰倡导“蘸着心血写作”，巴金提倡“讲真话文学”，大江健三郎用“灾厄感”将“日本民族精神升华到一种悲剧的高度”，２００２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用血痂做茧”，“揣着恐怖的记忆和绝望的希冀”坚守“底层诉求”，这也许正是他们能成为文学星座一个重要原因。可我们的文学为了谄媚市场，迎合时尚，用“圈子”心态阻击民间立场，用“贵族书写”遮蔽“庶民良知”。不能以底层诉求清理思想现场，不能在人民忧患中发掘艺术资源，远离现实和人民，必将导致创作无根、文学无本、艺术断奶。对现实失去批判能力、对生活失去价值评判力的结果便是文学对人民大众失去吸引力和感召力，变成了自话自说的小资文学、白领文学、都市文学、贵族文学，成了松、软、薄、轻、飘的绣花裙边和玲珑剔透的琥珀扇坠。文学要找回尊严，必须拒绝堕落；创作要有千秋情怀，必须先有底层悲悯；作家要平视审美，必须学会愤怒。在“精英书写”的彼岸我们有理由大声呼吁：人民文学，需要重新出发！
（三）欲望泛滥，如何控制
八十年代初，张洁的一篇《爱，是不能忘记的》表达了对神圣爱情的崇敬，但十多年后卫慧的《上海宝贝》却成为这一神圣观念的掘墓者。从前者到后者的蜕变，我们隐约看到了躯体对爱情的鄙视，心灵对欲望的放纵和追逐。
如果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在书写人的本能时还有些许形而上的追问，可到了池莉的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时，则干脆在题目上张扬欲望，爱情的神圣性、庄严的道德感均被“快感”给“喊”得无踪无影。欲望的解放必须伴随文化价值的重建。在欲望最大化失去规约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是确证崇高或美好的欲望，以抑制欲望失范和对失范的放纵，坚守文学的“伦理底线”，还人类以灵魂的洁净，还社会以健康的理性。
（四）文化快餐时代，经典何在
在讲究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中，人们似乎更青睐于麦当劳式的快餐文化，喜欢浅俗轻松的休闲文学。面对从经典时代向“后文学时代”的转换，人们在质疑：速食化时代，文学经典还有存活率吗？
文学经典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大抵有：（１）社会变革时代，文学在逐渐融入大众文化，现代生活日渐审美化和审美的日渐生活化，使文学的神圣性受到消解。（２）作家为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艺术最优化，不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耐心，经典意义的“创作”变成了一种平民化的“写作”；读者的快速浏览、信息填鸭和“用过即扔”的阅读方式，使欣赏变成了消费，他们不需要经典也不再期待经典。（３）经典时期形成的对“文学”的本质认识，如今正处于被泛化的过程，原本确定而清晰的文学范畴正变得疑惑和模糊，经典的逻辑背景不断被命意裂变所抽空。[5]
文学的速食化消解了经典，也将打造自己的经典。经典作品犹如一棵棵大树，繁盛的枝叶过滤着浮躁、平庸、虚无的沙尘，深茂的根系汲取着宏大、高尚、开阔的精神营养。社会变革和艺术价值的融合也许就是产生经典的契机。就如黑夜预示着黎明的到来一样，谁又能肯定“经典危机”不是产生经典的预兆呢？经典的理念会改变，但期待经典的逻辑前提仍然存在，我们有理由在观念调整中期待新的经典的出现。
（五）文学命运，谁来把握
在经济大潮中，文学失去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圣地位；价值重构、传播转型使文学成了飘摇在汪洋中的无岸小舟。传统的文学理性和价值体系无法面对这种文学的历史性变化，文学写作也就釜底抽薪般失去了历史眼光、思想锐气和社会责任感，而仅仅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声。处在雅文学与俗文学、传统传媒与电子传媒的冲突，以及传统、西方、本土三维共生模式，主流意识形态、民间话语模式、知识分子情愫和中产阶级欲望的四方矩形平台之中的中国文学，到哪里去寻找价值皈依和命运的舵柄？
任何事物的产生或消亡，都有其根源和条件。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不足以改变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其审美特征，也无以操纵文学的命运。因为文学的命运不取决于物质的丰歉或媒体的改变，而决定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否消失。说到底，文学的命运只能由文学家自己来把握。社会可以改变文学的生存背景，高科技可以改变文学的载体和工具，文化转向可以改变文学的存在方式，读者的选择可以改变文学的功能模式，但文学追求真善美的本性没有改变，文学创作为人类铸造精神家园的历史宿命没有改变，文学的审美品格和道义承担没有改变，因而，文学永远是文学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文学的命运永远掌握在有道义承担的文学和有操行的文学家手中。落寞的文学需要的不是感世伤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在迎接挑战中做命运的主宰。
参考文献：
［1］韩宇宏．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文学[M]．河南人民出版社．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3］朱立元．美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
［4］刘勤．消费心理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
［5］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http://省略forum.省略/viewthread.php?tid=559．
［6］李俊国．消费主义时代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困境．中国艺术报[N] ．403期 ．
［7］欧阳友权，谢鹏敏，吴天．消费时代文学何为．
http://www.省略/djgn/neirong/mtjj/mtjj2003091001.asp．
［8］朱栋霖．中国现当代文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
［9］舒德训．文学的出路何在．
http://www.省略/Journal/Three_Gorges/199912/15.html．
［10］林兴宅 ，朱水涌 ，王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学[G] ．粤海风．2002年第六期．
［11］高小康．大众的梦[M] ．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