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阴影下的中国家庭生活样本_美国经济危机

　　用来衡量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在中国人眼中也似乎渐渐变大起来。至少谢鹏一家子就是这样：这位生活在北京的中产阶级一员虽然工作体面，薪水不薄，可是面对日益高涨的物价，一些原来习惯的生活方式都改了；父亲在江苏的那个原本利润微薄的玩具厂，则因为成本上涨过于厉害，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
　　
　　去年夏天，中国的老百姓似乎一下子都成了经济学家，每个人都开始密切关注CPI、PPI、GDP之类的经济学术语了。这可不是中国老百姓一下子有了新觉悟――集体发奋图强苦学经济学，而是扶摇直上的物价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变得复杂了，大米贵了，猪肉涨上来了，青菜不便宜了，菜馆的菜单上价格表换了一遍又一遍。
　　用来衡量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在中国人眼中也似乎渐渐变大起来。至少谢鹏一家子就是这样，这位生活在北京的中产阶级一员虽然工作体面，薪水不薄，可是面对日益高涨的物价，一些原来习惯的生活方式都改了；父亲在江苏的那个原本利润微薄的玩具厂。则因为成本上涨过于厉害，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谢鹏去年投进股市的10万元资本金，经过一轮股市“浩劫”之后，现在的总市值也仅剩下了不到3万元。
　　
　　CPI让玩具厂濒临破产
　　
　　谢鹏的老家位于较为富裕的江苏省宿迁市，那是江苏省经济最为落后的一个地级市。那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里，《史记》中说，“项籍者，下相人也，宇羽。”下相便为现在的宿迁。
　　谢鹏的父亲谢军在那里开办了一家玩具厂，因为规模小只能接二手订单做，2006年的时候员工还只有三四十人。到了2008年，这个玩具厂员工已经增加到近两百余人。厂房也从村边搬到了镇工业园区。
　　那个城市的工业体系原本非常落后，与苏南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大相径庭。后来广东、福建，浙江以及苏南闹起了民工荒。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公司关了一家又一家。这些公司开始向内地以及劳动力富余的地方转移。
　　宿迁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那儿的劳动力众多。那儿原本习惯于出外打工的人渐渐发现，到发达地区的工厂做工，一个月也只能赚上1200元左右。加上那些地方消费又高，工厂的居住条件差。渐渐的没有多少人选择出去打工。
　　不知不觉问，在宿迁市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几家工厂。这些工厂多半都是南方那一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复制品。当地的劳动力发现。选择就近工作，一个月就是赚个七八百元，也比外出打工好――既可以照顾家庭，又赚了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外出打工多年的谢军看到了商机，他就在家门口办起了玩具厂。订单则来源于他曾经打工的苏南一家工厂。那里的厂长告诉他，如果他回家能办个厂，就将订单放一半给他做。当然价格缩了水。
　　谢军没有放弃机会，2006年的夏天，他回家后就盖起了12间屋子，将玩具厂办了起来。对于他而言，员工很好解决，都是那些与他一起外出打工的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老乡许多都自愿去了他的工厂。
　　“2006年的物价还没现在那么高，工厂的员工工资从500～900元／月不等。”谢军说。玩具厂规模还小的时候，谢军赚了一些钱。2007年的时候，谢军的工厂因为员工技艺熟稔，订单渐渐多了起来。
　　他发现，厂房太小了。后来镇上的政府官员希望他搬到镇工业园区，并且在贷款上给予一些优惠。他就从镇上的农村信用社里贷了几十万元的款，在镇工业园区盖了一座庞大的工厂。谢军没有想到后来形势陡变。到2007年下半年，物价开始飞涨，CPI指数扶摇直上，股市开始进入熊市状态，而银行则开始多次加息。
　　到了今年，CPI以及PPI更是节节攀升。谢军的工厂终于挺不主了。玩具制造行业是个利润微薄的行业，更何况谢军的订单还是二手订单，依靠自己工厂的实力和在行业的资历，谢军根本不可能从外商手中拿到一手订单。
　　“菜价几乎一天一个价，大米、猪肉都涨了好多。”谢军说。他那位管理食堂的亲戚，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他，即便是同样的菜价钱又上去了。这可不是小数目，工厂两百多人，每天都要吃掉很大一笔钱。
　　更为严重的是，银行贷款的利息不断上涨，玩具厂员工的工资也节节攀上。“现在许多员工都可以拿到1000块钱的月薪，以前只能拿到七八百块。”谢军说，“你不给员工加工资，他们就跑去周围的其他工厂，工厂之间的竞争也非常厉害。”
　　这个玩具厂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谢军说，“再这样下去，工厂只能走向破产。”
　　
　　理财思路变了
　　
　　谢鹏的生活也稍显紧张起来。
　　那是2006年的夏天，谢鹏从南昌大学毕业后，凭着一番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北京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毕业两年后，月薪已经上了8000元。
　　他曾经在某个瞬间闪过一个想法――即便在北京月赚一万元，也难以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买得起房子，不如回家经商帮父亲打点玩具厂，说不定可以将玩具厂做大做强，将周围的几家玩具厂都给兼并了。
　　“理想”很快就失效了。今年五一假期回家，听父亲讲述了玩具厂的境况后，谢鹏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不得不踏踏实实地在北京呆着。
　　可是对于谢鹏而言，月薪B000元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而北京这个发达城市的平均工资在3000元以下，这些人又怎么活下去呢?
　　“以前我加班晚了，回来如果没有地铁。我一般都选择打车，或者坐个黑车。”谢鹏说，“后来北京出租车涨价了，渐渐的，即便时间晚了没有了地铁，我也尽可能选择坐那些通往通州的私人中巴，每辆车上都挤满人。”
　　最为明显的就是在饮食上花的钱明显比以前多了。“我发现许多餐馆菜单上的价格都换了好几次许多没有来得及换新菜单的都是用胶布贴上去的。”谢鹏说，“可是没办法，还是得吃饭啊。只不过，在餐饮上，每个月比从前多花点钱。”
　　这些似乎还无关痛痒。要命的是，谢鹏去年投入股市的10万块钱，现在已经缩水成3万了。
　　“要是能有后悔药，我怎么着也不会去炒股啊。当时要是再添点钱付个首付买个房子，怎么着现在都是升值的，即便现在房价开始下降。”提起那段炒股史，谢鹏有些苦笑。
　　由于宏观经济开始走下坡路，CPI指数节节攀升，冲击了股市。中国股市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大牛市行情后，从去年11月开始急转直下，上证指数从6000多点，一直下探至1800多点。去年11月前没有退出的股民基本都被深深的套牢了。
　　谢鹏现在不敢轻易投资了，他曾经多次咨询一些券商，在政府救市后，股市现在是否已到抄底的时候。他的那些券商基本都是如此回复――再等等吧，股市还没有见底。理由是此轮政府救市行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股市问题，政府必须解决好大小非问题，解决制度性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中国股市的不健康行为。
　　现在谢鹏只能和其他股民样，静静地等待中石油起死回生。
　　谢鹏渐渐发现周围的许多朋友也改变了生活和投资策略。他的一个朋友张旭因为要结婚原打算今年在北京买个房子。可是这位年薪高达15万元的北京中产发现，在宏观经济的影响下房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北京市区尤其是郊区的房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许多楼盘甚至打出了七折的促销价可楼盘销售却愈加萎靡，
　　“等段时间再买吧。”张旭看空楼价。实际上，他也并非买不起，只是担心买了房，周围的楼盘就出现打折的“气人事儿”。张旭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他的一个朋友今年7月份在北京郊区一个楼盘买了套房，两周后，房价就打了七折，“这相当于多还了30万元啊，开发商还不给退房。”
　　
　　一家子的未来
　　
　　谢军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员工工资能够降下来，银行利息降下来，物价不要再疯涨了，谢鹏则希望打车费不要那么贵，他那10万元炒股金，有一天也能够奇迹般地出现在自己的银行帐号里。
　　所幸CPI已经遏制住了上涨的势头，由于食品价格同比增速放缓，今年8月份CPI同比上涨4.9％。可是谢鹏的感觉并没有好一些，因为餐馆的菜价没有降下来，股市依旧低迷。谢军的感觉也不好，因为PPI并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涨了10.1％。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CPI和PPI产生了“分歧”，而在国际上，CPI和PPI几乎是同步的。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PPI指数持续高企应该逐步地传导到CPI指数，但是二者明显倒挂，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哈继铭说。
　　从今年5月份开始，国内DFI和CPI走势开始出现背离，5月PPI同比上涨8.2％，CPI上涨7.7％，PPI首次反超CPI达0.5个百分点，6月反超1.7个百分点，7月反超3.7个百分点，到8月这个差距扩大至5.2个百分点形成了明显的剪刀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认为，PPI不降中小企业很难“过冬”。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今年8月初，央行调高了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调高5％，地方性商业银行调高10％，总计约新增2000亿元贷款。但是周其仁认为，“资金并不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随着PPI创12年新高，不降PPI中小企业日子更难过。
　　谢军最为感同身受，他虽然不知道PPI为何物，可是PPI如果能够出现明显下降，对他的企业而言就是最好的消息。
　　而远在北京的谢鹏则想起了去年网上的一则“跑赢CPI小窍门”――80定律：股票占总资产的合理比重=80-年龄(单位％)。比如30岁时股票可占总资产50％，45岁时股票可占总资产的35％为宜。
　　看到这条“小窍门”，他去年的全部资产都砸进了股市。现在，他后悔了。不过他还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