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入世”1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成立95

　　[编者按]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经济含义上，中国的“入世”，使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由此变得不可逆转。在法律含义上，中国“入世”使中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中国既享有其权利也承担其义务。同时，正如多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其一，中国“入世”是中国最高决策者作出的政治决断。“入世”不是“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承受国内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挑战。没有最高决策者的战略考量和直接介入，就不可能跨越“入世”谈判中的各种障碍而达成最终的协议。无疑，“入世”与国家改革目标的契合，是中国“入世”的最大动力。其二，“入世”所引发的产品和生产要素更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在国内不同部门、产业、地区和社会集团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分配效应，也就是“谁受益、谁受损”的问题。基于其成本一收益的预期，这些政治和社会行为体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来影响“入世”的政策过程，但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其三，与前面一点相联系，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并非无所作为而任由市场主宰社会分配。“入世”后，国家有必要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为失利者提供更有效的社会保护，从而有可能导致中国政府规模和公共开支的增加。其四，中国“入世”本身是大国博弈的政治结果，“入世”后政治博弈也会继续发生在遵约问题上。近年来针对中国发起的多起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案件，就反映了国际一国内的“双层博弈”。WTO所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国际贸易争端更多在规则基础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但其作用的发挥依然不能脱离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背景条件。
　　鉴于中国与WTO关系的多重政治含义，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本刊约请了几位学者来探讨中国“入世”与国有企业改革、国家社会保障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对WTO规则的遵守情况。众所周知，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主要原因，田野的文章指出，在民营化、法治化和分权化的路径都有重大局限的情况下，中国加入WTO提高了中国政府国内政策承诺的可信性，硬化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基于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的理论争论，林菁的文章聚焦于国家社会保障政策，通过对比中国加入WTO前后的社会保障状况变化，揭示了全球化对国内福利的双重作用；刘宏松的文章则把研究的问题的视阈从国内层面拉到国际层面，探讨了中国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和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从而对中国的WTO规则的遵守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希望这组文章能够为国内学界深化关于中国与WTO关系的研究，提供包括政治学视角在内的多维度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