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创刊史时_《历史教学》创刊60周年回顾之六:阶级斗争指导下的历史教学

   [关键词]《历史教学》,改进,教育方针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71-02   
   1964年第5期《历史教学》编辑部撰写的“编者的话”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文章起笔说:“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正确地提高教育质量,是目前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原来1964年也提出过减轻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但那时减轻课业负担的目的与现在不一样,对比之下,历史这门课程与其他课程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年第10期的第一篇文章“历史教学要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做出贡献 ――对改进历史教学的几点认识”(署名:石工)明确了改进教学的目的,即“实现培养坚强革命后代这个总目标,是我们办学的目的。”那时也有追求高考升学率的现象。这篇文章说,片面追求升学率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认为“历史学科是一门党性十分强烈的科学,从来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历史学科的阶级性很明显,教学中用正确的观点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会起到很大作用。”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没有这样的功能。笔者那时正在上初中,记得英语课本扉页上是马克思的一句话: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课文有“周扒皮的故事”等。类似英语课这样向“阶级斗争的工具”靠拢的现象,其他学科也有,但似乎只有政治、语文、历史具有明显的“党性”特征。
   1964年底的第11、12期合刊,《历史教学》编辑部组织了笔谈,题目为“为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而努力”。文中,天津三中的李自强老师说:“运用历史知识向学生进行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为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做出贡献,是革命的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四川省泸州二中的童默庵老师说:“阶级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灵魂,应当通过教学让学生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能够分清敌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天津市十三中的赵镗老师说:“过去由于自己对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划不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教育思想的界线,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彻底改造好,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带给了学生。这实际上是给资产阶级帮了忙。”北京市第八中学的高自谦老师说:“改进教学不仅是方法问题,首要问题是对改进方向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深入领会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重大意义;历史教师必须加强自我改造,自觉地承担起这一战斗任务。”北京市九十五中任凌霄老师说:“改进教学必须从教师的思想改造做起;应该明确历史课的任务,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恰当地联系实际,古为今用。”北京市部分历史教师还座谈了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问题,合刊继第一篇后刊登了座谈会的消息。会上任凌霄老师提出了“历史课与语文、数学等工具课不同。工具课要有熟练的技巧,要求学生多练熟记;历史课是常识课,不是要求学生多练,而是要求学生在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掌握规律性知识,以热爱党、热爱劳动人民。”高自谦老师不大同意,他认为:“历史课是阶级斗争课,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这样去看就会削弱历史课的战斗性。历史课也不同于政治课,它要通过典型的史实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阎应请老师则认为:“历史课既要传授基础知识,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能互相排斥,教学上要史论结合,处理得恰当才能更有力地向学生进行教育。”史论结合被用于阶级斗争教育,大概也会产生说服力。
   老一辈历史教师留下的墨迹被盖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时候的历史课本都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先秦的奴隶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大起义、流民起义、黄巢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宋江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李自成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这些是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内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内容呢?因为历史课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解这些史实是为了灌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于是,在“文革”初期,便有了一呼百应的“红卫兵运动”。那时不是少数学生积极参加运动,而是绝大部分学生都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都以为自己是献身于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历史教育的功能在“文革”中被发挥出来了。当然不仅是历史教育。笔者印象最深的还是政治课。政治课讲刘文彩,讲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那叫“触目惊心”。历史上是不是有那么多农民起义呢?写进历史课本的农民起义是不是史实?应该说,上述大部分起义的确是史实,只是个别起义是否可以定性为“农民起义”,存在争议。这里有一个选择问题。历史课程是有选择的历史、有选择的历史学,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历史学(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部)。课程内容是根据教育方针去选择历史及其历史学。当历史课被定位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时,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成为必然,内容的选择也必然要服从教育目标的需要。现在的教育是公民教育,要建立和谐社会,不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不鼓励瞎“折腾”。因此,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各种起义被淘汰出去,顺理成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不是那段历史的全部。在中国古代史上,大多数朝代的和平时期是主要的,相比之下动荡时期要暂短。因此,选什么都有理由。
  此次新课程改革,语文课删去了鲁迅的几篇文章曾引起文学界的争议,其实历史课改变得更多,只是人们已经饱尝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儿,巴不得历史课有更多的变化,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历史课程内容的时代性较之于其他学科有很多自身的特征。数学、物理、化学课的公式、定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教育方针如何变化,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是不能改变的。人文学科是不断变化的。但不要以为人文学科的变化是可悲的。一个民族只有自然科学的发展,只能提高技术和生存质量;人文学科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教育目标的变化和历史课程内容的选择,浓缩了人文学科的价值取向,它的时代性应该反映本学科学术的发展,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工具。
   阶级斗争的年代虽然过去了,但历史课程的工具性似乎没有完全被抹去。它将伴随国家的政治导向而强化或削弱。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指标。对以往历史的认知是衡量现代民族国家上下是否同心的一个视角。
   1965年是“文革”酝酿的一年。《历史教学》从这一年的第7期开始,连续开辟“历史教学工作者必须是个革命者”“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历史教学阵地”“在课外活动阵地上插上革命的红旗”以及“向贫下中农学习”4个栏目。“教学经验”栏也都是介绍如何向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文章。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几乎没有。
  
  【作者简介】任世江,男,1950年生,天津人,编审,本刊主编。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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