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安全的突出问题是_中国酱油的“政治问题”

　　（导言：不久前，国家领导人在考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时，痛斥制售有毒食品是谋财害命，丧尽天良，其中包括重庆万州区生产的酱油。而早在两年前，这些酱油出口到欧洲时就被检测为氯丙酸含量过高，属有害食品。在对同一食品有毒性的认定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更是卫生标准上的，以及可能涉及的利益冲突上的）
　　在吴永宁博士领导的污染化学研究室里，摆满了装有各种有毒食品样品的试管，他和学生们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样品进行检测分析，以确定它们的污染和有害程度。7月19日，他从重庆又带回来一批酱油样品，正是这批酱油和其他几起制售有毒食品的事件，引发了不久前领导人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制毒者的那番怒斥。
　　吴永宁在英、法等国留学多年，回国后在卫生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工作，“奉命”对各类有毒食品做检测。在重庆，吴永宁查看了万州区的7家酱油厂，发现这些厂家在生产酱油的过程中都使用了毛发水解液，这种原本作为化工原料胱铵酸水解液化气的废液，被加到了酱油中。吴永宁说，这显然属违法操作，因为这些酱油厂在申请营业时都是以发酵厂的名义登记，而发酵厂是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妄加水解液的。好在从检查结果看，这些酱油中铅和锌的含量并没有超标。
　　吴永宁用的是中国的卫生指标。他同时告诉记者，同样是这批酱油，两年前出口到欧洲时，却被检测认定为氯丙酸含量过高，属有害食品。而且按照欧洲标准，几乎所有的亚洲酱油氯丙酸含量都超标。
　　中国的食品安全因此呈现出两种含义：一是有毒食品对国人健康造成的危害，一是这些食品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危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牛若峰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食品安全问题未来可能成为引发中国与世界贸易发生磨擦的重要原因。
　　牛若峰解释说，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对国外电器、汽车的进口大大减少，而为了弥补在这方面的损失，许多发达国家会在进口中国农产品方面设置障碍。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中国承诺的农产品进口税已经降到很低，因此，食品安全将会成为它们抵制中国农产品的最主要理由。
　　中国和日本以及韩国之间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冲突似乎印证了牛若峰的观点。据牛若峰介绍，尽管中国出口农产品有专门的生产基地，但中国的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标准都远没有国际化，而且目前中国的食品检测技术也处于较低水平。有些国际标准我们根本检测不出来――我们检测“合格”的产品在发达国家的检测仪下成为“不合格”，这种事时有发生。
　　国际贸易中所涉及的利益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食品安全的政治化处理。吴永宁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我国存在的主要是偶发性食品污染，也就是商人们受利益驱动违法操作所导致的食品污染。他向记者介绍，零风险的安全性是不存在的，现在的食品安全分析已用“危险性分析”取代“安全性分析”。也就是说先承认是食品是危险的，然后确定危险在什么限度内是安全的。正因为如此，食品安全近年也成为国际热点问题。据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调查，美国每年有7600万人因食物中毒而生病，其中有32.5万人住院治疗，5000人死亡。据研究，现代人食物中毒机会增加的原因是：吃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数量以及食用预先加工好的熟食数量增加。
　　但吴永宁所讲的偶发性食品污染及其所造成的食物中毒事件不幸在近年变成了“常发性”。吴永宁承认，在基本解决急性传染病和营养问题后，中国近年食品安全问题严重。过去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比现在更严重，但因为以往食品生产和加工多属小作坊式经营，影响面小。吴永宁解释食品安全问题“凸显”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科学发展，发现了许多新的毒素，或者发现了有的毒素的更严重后果。比如铅，原来只认为它是一般毒素，但现在发现它与人的神经有关，属于重毒素。
　　食品中的毒素包括两个来源：天然含有的毒素（比如蘑菇、苦杏仁、未煮熟的四季豆等）和污染产生的毒素（指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感染上的毒素）。专家们特别强调了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污染所导致的毒素。
　　吴永宁解释说，有三种污染可以导致食品有毒：放射性污染（比如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生物性污染（比如80年代上海流行的甲肝、日本的o157等）、化学性污染。目前，尤其是化学性污染，更成为导致有毒食品的主要污染源。化学性污染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蔬菜水果生产中滥用农药化肥。二是动物饲养中，在饲料中添加骨粉等物质。80年代我国作为科技成果大量引进的“瘦肉精”就属此类，这种学名为盐酸克仑特罗的物质其实就是一种兴奋剂，欧洲人最早把它用在动物饲料中，但在西班牙和法国都发生过中毒事件。近年在我国因食用瘦肉精的肉类而引起的中毒事件也频频发生。三是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污染，比如烤肉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环芳烃（苯丙芘）、杂环胺等一系列致癌物质。
　　从粮食和水果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到动物饲养中使用各种添加剂，再到各类食品加工中添加有毒的色素――几乎从田野到餐桌，食品生产和加工的每一道环节都可能被污染。农民们不吃自己卖的菜和肉，自己吃的菜和肉不往外卖。牛若峰举例说，北京人爱吃的著名的“小站米”不香了，原因就是灌溉用的河水污染了。牛先生曾参观过一次肉鸡的加工，从此不敢再看别的加工，他说怕自己倒胃口。在牛若峰看来，如果按发达国家的卫生标准，我国许多蔬菜和水果都是有害的，只不过危害程度不一，消费者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同，所造成的结果有别而已。据卫生部统计，2000年全国肉及肉制品生产加工业按我国的标准，卫生监测合格率为85.5%，销售服务业的合格率为82.25%；2000年发生的动物性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259起，中毒8037人，其中26人死亡。浙江省金华市最近发现的“珍珠”牌粉丝，据说食用10克即可致命，因为其中含有化工原料“吊白块”，对人体的肝脏、肾脏有严重损害。而1999年武汉发现大量米粉中甲醛含量严重超标，有的竟超过国家标准1000倍。
　　有专家称，有毒食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造假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虽然是商人们利欲熏心的偶然性污染，但吴永宁认为政府显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他举例说，一头猪八个部门管，一人一刀为的都是钱，有多少是真正为了保证猪肉的健康安全的？牛若峰在建议我国要加快食品生产和加工标准国际化、要重点发展绿色食品（非转基因食品）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普及食品卫生检测。原因是，我国的食品卫生检测要收费，所以很多食品在售给消费者之前根本未作任何检测，而国外的检测作为一种公益性服务，是不收费的。某些制假严重的地方被揭露的事实也表明，一些官员和管理部门人员迅速“致富”，正是包括有毒食品泛滥在内的制假升级和打假难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