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慧的小孩 “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博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她的意思是让孩子在学校里多待一阵子，好学一点英文，将来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博朗先生在领导这个学校七年之后，回到美国去，把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带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聪慧矮小的学生容闳。”
1874年，容闳、黄胜、黄宽和博朗先生一起从广州黄埔港登上了“亨特里斯号”，出发前往美国，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多年以后，黄胜成为了近代著名报人；黄宽成为最早任海关医务处医官的中国医家；而在容闳的身后，站立着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蔡廷干、吴应科……――这些名字换成他们的功绩贡献，这可以写成中国最早的铁路、国务总理、外交部尚书、最早的唐诗翻译家、甲午海战中的勇士……
1915年，容闳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被节译成中文，译者翻成“西学东渐记”，虽然不忠实原文，并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异议：如果把容闳的奋斗用线条描绘出来，这些努力无非是围绕着“西学东渐”这个中心。使西方现代文明传播于中国，使中国变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
在《西学东渐记》里可以得知，容闳的哥哥是渔民，姐姐在家操持农务，而年少的他则早出晚归，辗转于广东乡野之间的小镇以贩卖糖果为业。后来糖果工坊停业了，他只好改业务农，每天都面向黄土背朝天，“稻田中之泥，深且没胫”。
澳门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1835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在澳门设立女塾，1836年马礼逊教育会筹备并开办了一所学校，拟招收若干中国男童，家里人便托人送七岁的容闳到这里读书。
当时在澳门，有钱人家并不希望把子弟送到这样的西式私塾，因为在这里读书不能考秀才、不能考举人，更难以仕宦显达。“忆予初入塾时，塾中男生，合予共二人耳”，可见这样的学校对中国家庭吸引力之弱。
1840年，容闳进入马礼逊学堂。第二年和学校一起从澳门迁到香港，在这里他认识了来自美国的博朗先生。他们之间的情谊深厚，最终也正是博朗一手把他带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现代国度。
省下30美元跨洋寄母
容闳、黄胜、黄宽乘坐的“亨特里斯号”是纽约奥利芬兄弟公司的帆船，是一艘运载茶叶的商业船只，它的航线不是横越太平洋，而是由广州黄埔港向西，经过太平洋，绕好望角入大西洋，再进入纽约。他们在博朗家小住了一个星期，转而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这所学校当时是名校，不仅如此，校长海门对容闳等三个中国留学生特加礼遇。因为他对中国“素抱热诚”，所以希望容闳等人学有所成后能归国有所建树。
入学第一年容闳等三人在英语班学习了算数、文法、生理、心理以及哲学，但1848年，黄胜患病归国，黄宽决定两年学习期满之后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而容闳立志报考博朗先生和海门校长的母校――耶鲁大学。
博朗和海门也非常愿意容闳进入耶鲁深造，并想办法为之申请孟松学校董事会为贫困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学校有规定，欲取得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先交上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虽然感激，但还是谢绝了好意，他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虽然贫穷，但保持着自由的心志，希望毕业之后，无论怎么样，都能为祖国尽心尽力。
1850年，他取得了乔治亚州萨法那妇女学会的资助，如愿进入了耶鲁的校园。在耶鲁大学，第二学年末及第三学年，容闳的经济开始宽裕起来，因为他有机会勤工俭学了。当时二、三年级的学生20个人住在一起，需要找一个人专门负责伙食。容闳争取到了这个工作，他开始早晨起来去买菜，晚上负责烧菜、煮饭。于是，后两年的膳食费用便节省了下来。同时，容闳又竞聘为兄弟会的图书管理员。兄弟会是学校中两个辩驳会之一，有一个小藏书楼。容闳以会员的便利条件，谋得了这个工作。到了第四年时，管理图书的报酬涨到了每年30美元，容闳终于不再像当初那样贫困潦倒了。当时容闳穿的是萨法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他于是节省下这30美元，托人辗转带回中国，交给母亲。
直到1854年底归国，这些年里，容闳并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只是在吸收着西方的新知识，但大洋彼岸的消息时刻牵动着他：“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他逐渐懂得，在外如果只能学习各科常识和外国语言，和鹦鹉几乎没有区别。容闳揣着羊皮纸毕业文凭登上了归国的船。他来的时候，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但进入耶鲁不久后，就把两者都抛弃了。
而摆在他目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
与曾国藩结缘
容闳终于回到了故乡，见到了他的老母。母亲见到他已经蓄起了胡子，慈爱地对他说：“你哥哥还没有留须呢？”于是容闳立即出门找理发匠剃掉了胡子。
经过一百多天的海上漂浮，时间已经走到了1855年。这时的中国，清廷正在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农民暴动。容闳在广州目击了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大屠杀，一个夏天里，有七万五千多人遭受杀害。一个刚刚从《人权宣言》和黑奴解放的国度里归来的耶鲁人，对此不禁神智懊丧。“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是容闳的真实写照。在愤怒之余，容闳开始把心里的秤压到了太平天国的那一边。
于是这也就有了1860年容闳的天京（当时的太平天国政治中心，今南京）之行，对他“许为正当”的太平天国进行政治上的实地考察。他首先会晤了太平军中的美国教士劳白芝，次日见到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他们是老熟人，当年洪仁�尚未参加革命，在香港任教之时，就和刚刚回国的容闳相识。
容闳提出了一些建议，除了迎合天父天兄的信仰，“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之外，其余包括军事（革新军事制度、创建海军）、政治（建设“善良政府”）、经济（银行、度量衡标准）、教育（设立实业学校）。但见识、胆略都在洪秀全、杨秀清之上的洪仁�，并没能掌握实权，容闳盘桓多日后得到的答复是送来的一个包袱，里面是一个“义爵”的官印――何等荒唐！
在从苏州到南京的路上，他觉得太平军善待平民，保护民众，反倒是官军的残暴更甚；但到达南京受挫以后，他终于发出“实未敢信其（指太平天国）必成”的感慨。
容闳寄于太平天国的希望破灭以后，收到了一封改变他命运的来信。这时已经是1863年的春天了。写信者是容闳六年前在上海结识的张世贵。张此时已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在信上说，自己承总督曾国藩之命邀请容闳到安庆，因为曾听说了容闳的情况后，甚想和他一见。但由于容闳曾献书太平天国，所以他一度怀疑曾国藩为了抓捕自己，而故意用甜言蜜语诱使自己上钩。这样的信，容闳收到了三封，终于尽释前疑，并且感到实现自己平身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
在夏天过后，他从九江乘船顺流而下，直达安庆。曾国藩详细询问了容闳基本情况后，问道：“你乐意就任军官职务吗？”容闳回答说：“我很愿意就任这个职务，但我没有研究过兵书，胸无韬略，不熟悉军旅之事。”而曾国藩却肯定地说：“予观汝 ，决为良好将才。以汝目光威�，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容闳谦逊地说：“总督奖誉逾恒，良用惭悚。予于从军之事，胆或有之，独惜无军事上之学识及经验，恐不能副总督之期许耳。”
预言中国将成“世界工厂”
容闳的诚实，令曾国藩非常满意。而曾国藩留给容闳的印象，是“完全之真君子，清代第一流人物”。这两人，将促成中国洋务运动中的两件大事。
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对此计划，容闳很是高兴，但对此计划他并不完全赞同。容闳认为曾国藩并不了解、不知道机器生产情况，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
曾国藩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要他负责筹办此厂，到美国置办机器。一个星期后，曾给容闳下了委任状，授予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戴蓝翎，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此衔头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为文职所无，文职赏戴花翎，必由皇帝赐予，通过皇帝赐给他特殊的官阶和待遇，可见曾国藩对他的特别器重。受曾氏之托，容闳于1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
1864年2月，容闳到达纽约，他很快买好机器。这里发生了一段插曲，可见容闳对自由的向往：提货半年之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容闳一向憎恶奴隶制，便找到负责征兵的将军表示愿在等提货的时候为北方当六个月的义务兵。这位将军听说他的情况后深为触动。但由于容闳受中国政府委托来办理采购和运输机器回国之事，重任在身，应以此为重，所以谢绝了他当志愿兵的申请。
1865年8月，容闳在美国订制的新式机器完好无缺地顺利运到上海，他本人也在9月返回。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洋务运动是以单纯生产军工产品发端的，而容闳从一开始就指出建立机器厂不能光生产军工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产农具、钟表及其他各种民用机械。更重要的是，大机器的引进终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个多世纪后，历史终于应验了容闳的预言，中国的确以“原料之廉，人工之贱”，成为“世界工厂”。
留学幼童称“只信任他”
而在引进机器之外，容闳终于能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办理他更为重视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派遣学生留学的计划。在容闳的晚年回忆录里，有详细的介绍。
从1872到1875年，一共派出120名学童赴美，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原计划留学时限为15年，不料进行到第10年时，留美幼童全部被政府强行召回。
大清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曾屡上奏折，请求朝廷召回这些留学生。 他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我国学生到了美国，不再读圣贤之书，德性不坚。西方技艺没学到多少，倒沾染了满身恶习。即使大力整顿，也很难防范周全。我的意思全数召回算了！”
而容闳却反对如此苛刻地指责留美学生。如学生们参加各种棒球队、足球队、赛艇队，学习音乐、舞蹈，剪了辫子，穿上西服，甚至与美国女孩子谈恋爱，陈兰彬指责说，这叫“不合礼仪，放荡淫逸”，容闳却认为这叫“入乡随俗，无可深怪”。
争论持续了好几年，双方都希望李鸿章主持公道。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去世，留美幼童事业，已由李鸿章一人独立支撑。他是洋务运动领袖，各项洋务事业，都亟须留洋人才，他对留美幼童期望殷殷，如何能容忍学业未成而一朝撤回？所以，对双方争执，他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对容闳，责其“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对陈兰彬和他的支持者们，责其“对幼童绳之过严，致滋对抗之心，要求全部撤回，未免近于固执”。
李鸿章的意见是，已进入大学的，一定要完成学业；尚未进入大学的，可选20名进入美国的电报馆，速成电学后，回国效力，因为国家新兴的电报线工程需要他们。
不料，总理衙门（外交部）的官员们已全盘接受陈兰彬的“全撤请求”，将李鸿章“撤少留多之举”，借题发挥为“不撤而撤之意”。 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呈奏慈禧太后：“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当日，慈禧批示：依议钦此。――而10年以前她批准幼童留美计划的上谕，也正是这四个字。
到1881年底，除已在美国病故者3人、中途辍学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纽约时报》当时载文评述此事：“清政府希望只从美国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模式，而将‘病毒’拒之门外。这怎么可能？要么不要，要么全要，否则，什么也得不到。”
在第二批赴美幼童中，有个叫黄开甲的，回国后从上海寄了一封信给他的美国老师，信中描述了他们回国后立即被中国水兵押送到上海一所废旧的书院里，“跨进门槛，立即霉气扑鼻，这些似乎象征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在期待容闳先生的到来，他是政府虐待下的解救我们的希望，我们对他的信心不变……”
120名学生留美之际，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1881年随留学生回国。这些学生里固然出现了詹天佑、唐绍仪、刘玉麒等人杰，但总的来说，这和容闳的预想，还差了很大一截。
墓碑上刻心形“容”字
1890年，容闳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此建议本获赞成他也被派往美国进行研究，但其后因盛宣怀反对而不了了之。
后来，容闳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戊戌维新之中支持维新派，并参与维新派之政变计划：“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戊戌变法以后，事败的容闳逃离北京，到上海继续活动，终于遭到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随后赴台，在往台湾的途中他认识了孙中山。后来因为被谢缵泰、杨衢云推为“中国国会”会长，容闳于是赴美筹款。这时，清政府已经行公文给日本驻台湾的总督，请日本当局把他捕送北京，于是他只好长留美国。
容闳由于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中文程度并不好。但他也无心做美国人。他的儿子容觐槐曾说：“予父虽为华人，而予则生于美，长于美。……”1910年他曾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援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请容闳归国。但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去世。
他逝世的时候，容觐槐正在中国接受孙中山和黄兴的委任，当胡汉民任都督的广东省担任制造局（兵工厂）总工程师兼总理，并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也因此被袁世凯监禁。
容闳长眠于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的绿荫深处，墓碑上用中文“容”字，围成了一个心形。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公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