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峰给了这样一个题。让声援一下贾樟柯，“帮助”《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做一个自我检讨。起初我是想狠狠批张艺谋一下的，不过阅读大量业内人士的精彩发言以后，我决定做一回小小的“叛徒”，找回冷静。替中国大片说说其不为人理解的苦处。
国人对“大片”的理解有误
《黄金甲》一出来，砖头满天飞。拍砖的人有几种：观众、影评和张艺谋的同行们。
观众说，不明白为什么拍一部片子要花上亿的钱，花了这么多钱，拍出来的还是一堆垃圾，大而无当，只见到了宫女、王后们一片片“波涛汹涌”，和典型的“张艺谋式”的调色板。影评说形式大于内容，影片缺少内核，只是宏大场面的堆积。张艺谋的同行贾樟柯之流严厉斥责：“今天甚嚣尘上的商业电影，对金钱的崇拜，已经让中国电影丧失了思想。”
矛头指向一点――中国大片就是在烧钱，空有架子没内涵。火烧连营，这种指责又牵扯到陈凯歌的《无极》和冯小刚的《夜宴》，因为它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的确，在中国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招呼来这么多资金，拍出场面如此宏大的导演，目前内地非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莫属。他们在近4年拍出来的大片，无一不是投资过亿。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投资2．6亿：之后的《十面埋伏》耗资2．4亿、《无极》3亿、《夜宴》1．2亿、《黄金甲》3．6亿。这对掏不少于50元钱还要犹豫再三，然后才痛下决心到电影院去的中国人来说，动辄上亿的投资实在太让人心疼，理所当然应该拍出让国人至少打90分的电影，方可躲开被唾骂的命运。然而以上片子，让人一尝新鲜的《英雄》如果能打80分的话，其他的都被界定在及格线上。于是，骂声一片。
但这里有一个理解分歧――什么是大片?
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说：“大片模式就是利用最新的科技成功来完成视觉奇观，通过视觉奇观和经典电影艺术的结合，来寻求电影突破。”
张宏森的观点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的观点不谋而合。黄式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界定，六片的特征是：必须是奇人奇事，而绝非日常琐事。 “大抵是幻想或科幻与家喻户晓的西方神话画廊中的原型英雄杂凑在一起的混合物”，“它们被组装在一起就像超级邮轮、航空母舰或摩天大楼”。
贾樟柯骂张艺谋，其实是用错了概念，用文艺片的特征在考核张艺谋的《黄金甲》。而事实上，文艺片和大片有天壤之别。文艺片可以不要大场面，但不能没有强烈的精神内涵：大片实则把故事内容放在其次，而视觉奇观、大场面却是首要因素。
纵观好莱坞的大片，无一不是这种规律， “从《星球大战》开始到《指环王》、《哈利・波特》，哪一部大片不是异想天开，哪一部大片又有多少深厚的人文底蕴?大片就是要看奇观。”
至于讲故事、讲人文内涵，那是贾樟柯这样的文艺片子导演最重要的事。大片的故事，只要求讲好，并不要求讲得让人流泪。能把人讲到流泪，那当然是好上加好。
为什么要烧钱拍大片?
被骂的境地张艺谋早有预料，他淡淡地说，每部片子出来都有不同的评价，他现在心态很平和。而他没说的话还很多，说了公众也不会理解，比如：张艺谋在《黄金甲》公映前夕，曾经真诚地袒露过心声，说：“拍这种古装大片，纯粹是为市场拍，尤其是海外市场。”
无独有偶，陈凯歌曾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了类似的意思， “现在的环境是商业社会，我们不能置身其外，不能超然地不考虑所处的环境。”冯小刚曾经表示：“你说观众不需要大片?《疯狂的石头》口碑好，媒体都宣传，一两千万票房；《龙虎门》没什么动静，随随便便七八千万。”
三大导演不约而同地直接道出了“大片为市场而拍”的逻辑，高票房是他们与投资方的共同目的。而要取得高票房，唯有拍大片。《英雄》最终取得了1．4亿元的全球收入，《十面埋伏》国内市场收入1．6亿元，美国票房超过1000万美元；遭人诟病的《无极》国内票房1．9亿元、国内音像版权1600万元、海外版权约2000多万美元：而备受争议的《夜宴》仅在院线就取得1．2亿元票房。
这些投资过亿的大片，每一部都能只赚不赔，收入让人咂舌，并且能直接打到海外市场上去。所以，尽管《十面埋伏》遭受唾骂，陈凯歌还是要拍《无极》；尽管《无极》被不留情面地恶搞，冯小刚还是要拍《夜宴》，张艺谋的《黄金甲》也奋不顾身。
这种逻辑显然与投资方不谋而合。对于投资方来说，利润增值是他们最大的追求，什么片子挣的钱多，就最具有投资价值。
新画面公司的张伟平与张艺谋是一对“黄金搭档”，两人合作多年，可以说张伟平是最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能没有大片”的原因的。在投拍《英雄》之前，张伟平投资的《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全都是文艺片，虽然口碑非常不错，在票房上也比较成功，“可是，所有这些影片的票房，加在一起，还比不上一部大片。”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小制作片子的境地一直不容乐观。很多小投资的片子，拍着拍着就没有了投资来源，结果成了“烂尾片”。去年炒的很火热的《东京审判》就是一个典型，最后导演举债500万才断断续续将它拍完。而比《东京审判》更惨的不计其数，很多“烂尾片”只能无限期地“烂尾”下去。
而能幸运拍完的小片子，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怎么把它卖出去，把成本收回来。对小投资的影片来说，进主流院线无疑自己找死，因为要先把数字电影转化为胶片，这需要的资金比拍片的资金少不了多少。有采访电影制作的记者算过一笔账：数字电影转化为胶片要花30万。之后还要制作拷贝，冲洗一套胶片拷贝(含5至6个子拷贝)需要花费1万元，制作一套数字拷贝(含150个左右的子拷贝)则只要10万元。电影上映之前还要宣传，少则10多万元。所以，一部小制作片子要进院线，所花的成本几乎等于拍片成本。如果电影上映之后票房
不好，那么这部片子就只能亏死。
所以，大量的小片子事实上不能跟《黄金甲》一样进院线，而只能挤在电影频道，由电影频道购买它的播映权，一般价格在50～70万之间。这样才能基本上收回其制作成本，再从卖音像、网络点播、农村放映等渠道中获一点微薄的小利。
而投资几百万、几千万，就算是中等的制作了。这样的片子，获得的利润其实也不多。《东京审判》，成本1500万元，票房2300万元；《云水谣》，成本1800万元，票房大约3000多万元。这样的片子一般选择进院线，获得的票房收入，大部分给了院线和发行公司，自己只能拿到30％左右。再抛开制作成本，其收益不算也明白了。
所以说，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张艺 谋之流拍大片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大片时代势不可挡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都是拍文艺片、贺岁片起家的，那时的投资与现在第六代导演的片子差不多。但是，这些第五代大导演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背叛”了自己的专长，去拍这种讲不好故事的大场面?这中间有观众看不到的问题。
中国大片被认为是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关键。中国大片产生的背景是，面对入世后美国电影可能对中国电影产生的毁灭性冲击，中国影人提出“以票房拯救中国电影工业”这一思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在谈到中国为什么需要大片时，很有些理性的爱国主义思考：倘若没有国产大片，那么，到今天恐怕还是好莱坞大片依旧在我们的市场上称王称霸，国产小片将更加举步维艰。人们知道，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重组，始自入世(WTO)后的2003年，在此之前，好莱坞大片基本上占有了我们电影市场份额的60％～70‰到2004年，中国电影才第一次在本土市场上打了个翻身仗，打败了好莱坞，拿到了55％的市场份额：2005年，我们在本土拿到了60％的份额，可谓扬眉吐了一口气。与此同时，《英雄》、《十面埋伏》、《神话》等大片，还在国际主流市场赢得了骄人的票房业绩，显示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尊严和气势，初步彰显了中国电影与世界对话的产业实力。张艺谋、陈凯歌，早些年都曾经在西方得过很多奖，包括金狮、金熊、金棕榈，但充其量这只是个小众市场，只能获奖后在欧洲的艺术院线卖出一些地区版权，而这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大局，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中国电影必须打到海外去，只有大片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涉及中国电影产业命运抉择的关头，产生了扭转国片颓势的意义。
事实上，随着大片在国际、国内票房上的成功，大片已经激活了中国的电影市场，也引发了诸多民营企业对中、小规格电影投资的热情。业内专家分析，2001年国内电影总票房是8．7亿元，国产片所占份额不足35％，约为2．8亿元；到2004年，国产电影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首次突破年产200部大关，前10名的票房总计5．6亿元，而进口电影前10名的票房总计则为4．3亿元。2005年国产电影260部，2006年则达到300部以上。以前以拍小片起家的年轻导演，也渐渐跻身于中等投资的行列。《青红》投资1000万元左右、贾樟柯的《世界》约1200万元、《可可西里》约1000万元、《向日葵》、《恋爱中的宝贝》、《茉莉花开》和《孔雀》等，投资都超过了千万。这一切，与中国大片在开拓市场上的功绩密不可分的。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大片自身存在的不足：题材单一化、故事讲不好、人文内涵跟不上、过于注重视觉奇观、艺术创新能力不够等。张艺谋等第五代大导演，确实缺乏艺术上的想象力，在寻找中国元素的题材上没有创新力，一条筋地只想到了“古代+武侠”的模式。这无疑对中国大片走向国际市场设置了自我障碍，再好的东西，看多了也就没有吸引力了，所以美国评委才会疑惑：中国为什么五年来一直选古代武侠片来申报奥斯卡?中国大片只有走多样化题材、多样化风格，寻找多种中国的文化传统，才能吸引世界的关注。
所幸的是，我们在《赤壁之战》、《墨攻》、《梅兰芳》身上看到了一点多元化的思路，这些历史剧已经开始反思中国大片的题材狭窄化这个缺陷。前有《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和《黄金甲》，后有《赤壁之战》、《墨攻》，中国的大片时代势不可挡，也必将走出更多的主题和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给刚刚起步的中国大片一点时间和宽容，毕竟，中国大片的历史才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