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民国范儿”的话题受到热议。我自己在一个访谈节目“逛台湾，寻找我心中的民国范儿”中，也有所涉及。在我看来，面对“民国范儿”之类的模糊概念，最为科学也最为恰当的应对态度，是蔡元培在1935年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
“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蔡元培的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他在担任校长期间赋予北京大学的北大精神：“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表现在做人方面，就是他1916年在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所表述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文明态度：“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才称得上是“民国范儿”的最高境界。
借用吴稚晖1913年在《可以止矣》一文中公开提名蔡元培为总统候选人的话说，蔡元培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可以用“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十二个字来加以概括。像这样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的“旧道德”，也体现着西方社会更加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新道德”。
与蔡元培的“民国范儿”异曲同工、相提并论的，还有陈寅恪1929年夏天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35年，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把他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直接追溯到蔡元培和杜威身上。用他的话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比起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展现的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民国范儿”；民国社会中更加常见的是鲁迅笔下所描绘的阿Q式的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奴性思维及其精神胜利法，以及曹禺影剧中所描绘的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为原动力和内驱力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文化密码和行为模式。
1947年前后，曹禺在电影《艳阳天》中塑造了一个为攀附权势而不惜出卖朋友的读书人、绰号“马屁精”的马弼卿。创作《艳阳天》的曹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在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中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唉，我们读书人――”
同样是为攀附权势而不惜出卖朋友，曹禺的清华校友龚祥瑞，在晚年自叙传《盲人奥里翁》中更是直接搬用鲁迅笔下的阿Q来为自己进行辩护。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陈丹青等人那样，使用难以厘清界定的“民国范儿”之类的模糊概念，不加区分地完全抹杀当今中国的主体个人及其主体意识，本身就是对于“民国范儿”的误读和背离。就我个人而言，师长辈的章诒和、袁伟时、张思之、资中筠、江平等人，近几年来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并不逊色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前辈大师的一种“民国范儿”；或者说是既展现出普世性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意思自治、自由自主的主体个性；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之类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优良品质的一种精神面貌和人格魅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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