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我住纽约,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它展开了19世纪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机遇与命运,时间跨度从1833直到1868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伦敦、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之间转动。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多一二十个人)的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话剧后,我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在纽约有过一系列讨论。话题散漫,但焦点集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时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与展望,让我深感焦虑: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如果可借用这个词的话)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教育的代价、公民权的代价,等等,对我来说,最大的还是创造力的代价。纵观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志士仁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在文化上、在文学艺术上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华文明遗产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衬下更加触目惊心。
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
如果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话,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一种中国式理想的文化情怀。回首历史,朝代更迭与经济兴衰如过眼烟云,最终留下薪火相传的文化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年距今还有40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
而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关键,包括对汉语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使之达到古汉语的完美境界。实现这一梦想有几个基本条件:
一、对中华文明遗产的梳理与重新定位,包括对“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矫正,让诸神复活,成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新动力。
二、以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为目的,修订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汉语基础写作成为大学必修课。同时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权威机构――汉语文学院,重写文学史,编纂相关辞典及各种文类的推荐选本等。
三、废除由政府供养作家的体制,创办多种形式的国家与民间基金会,支持严肃文学写作,并拓展民间文学刊物的生存空间。
四、扩大以民间为主的国际文化交流,为汉语作家提供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机会,甚至提供在国外短期居住与创作的可能。
五、为了让翻译文学当成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专业的文学翻译队伍,提高翻译稿酬,并在出版前对翻译质量严格把关。
六、建立独立的文学艺术批评机制(与民间文学刊物相配合),批评与鼓励兼收并蓄,划清严肃写作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的界限。
以上六点只是基本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往往都不可预测。但我相信钟摆走到头将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终会厌倦或摒弃以物质主义为代表的时代潮流,集体反抗将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带来新的转机。
从此时此地到2049年的中国,隔着四十年的不测风云。谈论未来就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正是人类做梦的能力,“彼岸”正是梦的边界,而因为有了这种能力和边界,人类才有了方向和目标,才不会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说在纽约的讨论是前奏的话,那么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
北岛 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北岛当过建筑工人,做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做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开始,先后旅居瑞典等多个国家进行创作。
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当年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漂泊。
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今影响最大、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