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实的可能性而言，《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与迪斯尼动画片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幸运少年贾玛尔所经历的种种劫难也并不比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更多几分真实色彩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算是横扫2008年国际电影颁奖季的一匹黑马，不单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摘得了八尊大奖，还乘着获奖的东风，在早春三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一部明媒正娶的中影引进大片。曾经的英国“老愤青”丹尼•博伊尔导演更专程抵京，温良地向眼红不已的中国电影人传授其“奥奖秘笈”，更显出这部影片的普世情怀与励志精神。
导演选择印度作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上演的舞台，当然与这部电影的小说原作《Q&A》系一名印度外交官所著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未必尽然，毕竟“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式的电视节目发轫于欧美，风靡于全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开心辞典》之流的变体。丹尼•博伊尔若想将它嫁接到别国，当然未尝不可，更何况导演的本意是制造一场在欧美语境里早已了无新意的“狄更斯故事”。只是印度本身便拥有了足够夸张的异国情调以及调和全球观众口味的戏剧咖喱，更有与英国数百年纠结不清的文化渊源，聪明如他又何必舍近求远。
于是这部影片便画面精美、色彩斑斓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银幕上：贫民窟里的悲惨童年，险象环生的成长之路，恩怨交织的兄弟情仇，青梅竹马的痴心爱恋，加上招牌式的泰姬陵和印度火车，当然还有千万卢比的赏金游戏作为悬念起伏的故事主线，牵引着电影观众们最本能的好奇心。加之男主角贾玛尔天使一般无瑕的性格、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情操以及大满贯式的美好结局，都让爱心泛滥又面对金融危机的好莱坞权贵们心动不已，最终成就了本片连捧八尊奥斯卡大奖的金像奇缘。
西方文化偏见下的东方幻像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国际影坛的骤然大热，其实也是电影界忍受了一年多黑色悲剧之后的情感反扑。回想上一届奥斯卡奖的大赢家《老无所依》《血色黑金》，以及不但气质阴沉压抑甚至夭折掉“小丑”希斯•莱杰的票房冠军《蝙蝠侠：黑暗骑士》，做足了“末世先知”姿态的西方电影人，在真的召唤来金融危机的汹涌黑潮之后，忙不迭调转船帆，再给陷入衰退泥沼的众生描绘一幅极乐图景，这个银幕上的“梦幻天堂”也刚好选在了佛经里的西天极乐世界――印度。
但由此一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催人奋进的同时，便不得不面对一堆来自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双重诘问。
最质朴的抗议莫过于来自孟买贫民窟的居民们：他们觉得片名中的“Slumdog”赤裸裸地侮辱了自己的人格。的确，查遍各种版本的英语辞典，都难见这个可直译为“贫民窟之狗”的单词，如此热辣的生造词汇被扣在印度底层的穷人头上，无怪较擅英文的印度贫民对这部电影很不买账，甚至打出“我不是一条狗”的标语游街示威。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带给很多第三世界文化人的观感，可能还会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扯上关系。无论如何，这部影片毕竟从制片人、导演到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不折不扣的英国人(尽管有些是印裔血统)，却貌似悲悯地演绎一个印度贫民命运多舛的生存故事，再转身赢得西方世界的票房与掌声，这正符合萨义德有关西方文化偏见虚构东方幻像的基本理论。
就现实的可能性而言，《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与迪斯尼动画片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幸运少年贾玛尔所经历的种种劫难也并不比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更多几分真实色彩，虽然在印度贫民窟里，或许的确存在着弄瞎流浪儿双眼的人贩团伙与一手遮天的黑帮老大，但是这些角色――还有影片中的宝莱坞电影明星、刑讯逼供的警察、弄奸耍滑的主持人――都显得过于典型化和戏剧化，以至于他们鲜明的符号性和模糊的个性拭去了真实生活的质感。
电影的无力与假相
虽然丹尼•博伊尔否认《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与孟买本地盛产的宝莱坞电影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在访谈中嘲笑宝莱坞歌舞片肤浅与虚伪，不触及现实生活的皮表，但是平心而论，宝莱坞推出的影片也并非一味地粉饰太平、迎合流俗，不少有思想性的作品同样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譬如2006年上映的印度电影《黑帮大佬再出击》便不但情节精彩，也有电台竞猜的桥段和孟买黑帮的罪恶行径，更遑论爱情至上的永恒主题，最终却是宣扬了印度国父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传统政治理念，实实在在地给印度国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影公民课，也令有缘观赏的东方人感受了一回“以德服人”的精神力量。尽管这部载歌载舞的宝莱坞商业电影根本不登奥斯卡的大雅之堂，却绝不缺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所自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它以甘地精神讽喻印度弊端的创作立意，甚至较之后者天意巧合的“命运安排论”更高一筹，也更贴近印度社会的现实图景。
西方电影人发愿拍片，试图改变印度贫民窟内儿童的悲惨命运，其实远不止丹尼•博伊尔这一回尝试。十年前，两名英国纪录片导演曾经蹲点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观察当地红灯区的社会生态。女导演扎娜•布里斯基为八名妓女户的子女提供了照相机，指导他们拍摄照片，为他们寻找出路，并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最终于剪辑成一部名为《生于妓院：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们》(又名《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的纪录片，先是在欧美各国上映，继而拿到了次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纪录片《生于妓院》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尽管体裁有异，内容不同，却都是在尽力描绘同一幅美好的救赎图景：出身于贫民窟的印度苦孩子经过自我打拼与幸运机遇，终于脱离苦海，成为西方文明标准之下的成功人士。
然而，《生于妓院》虽然为片中的孩子们带来了奥斯卡奖的短暂荣光，却并未真正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今年2月下旬，就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赢得奥斯卡八项大奖的同时，媒体披露四年前同样站在柯达剧院红地毯上的印度小姑娘普里缇已经沦为红灯区的一名妓女，其他几名“小小摄影师”也鲜见有谁摆脱了贫民窟的底层生活。
当银幕上的新晋百万富翁贾玛尔拉着他美丽的女友在火车站台上欢歌劲舞的时候，曾经那么接近童话边缘的加尔各答贫民窟少男少女们，却在现实的寒噤中垂下了他们拥抱梦想的双手，也为那些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奇迹感动得心潮澎湃的电影观众们浇上一瓢清醒的冷水。
无论是秉持着怎样的善意与何等高亢的人道主义精神，指望用电影的力量济世救人大都收效甚微，尤其是面对社会矛盾纠结错乱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更非一部电影、几句口号便可以轻易收效的沉疴痼疾。尽管丹尼•博伊尔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给了我们一份看似光明的答卷，但地球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端茶倒水的小厮贾玛尔，一辈子都不可能坐到印度电视台的演播室里，扮演那个无所不知、无坚不摧的神童与情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