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很多的身份,打口碟贩子、艺术家、摇滚人、小说家,如今他还是一名忧伤的老板,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游刃有余,用好人、坏人、聪明人、狂妄者等词汇来描述他已显得贫乏,他自己则说,“左小祖咒,就是牛X的意思。”
左小祖咒。他这天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墨镜,也没有穿西装。
他会凑近身子跟你说他的冷笑话,一旦你听懂,他会夸张地睁大双眼,大笑。
左小祖咒,现年40岁的江苏人、摇滚音乐人、诗人、小说家、当代艺术家,他住在北京郊外一爿将近百亩的大院子里,院中有湖,湖中有岛,岛上有亭,亭旁养着四只孔雀;此外,院子里还有一匹马、一头驴、三个艺术家――其中包括左小。
在他两三天里写就的新书《忧伤的老板》(世纪文景,2010年8月版)里,左小祖咒这样感慨:“现在我住在一个公园式的大园子里面工作,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我,支持我,可以说,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庸俗的感恩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也无所谓,因为我是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过来的。”
那么,左小,请把那个故事再给我们讲一遍吧。
本地人左小祖咒
无论走到哪里,左小都像是一个本地人。
“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有钱,但也很可能觉得我像卖西瓜的。”他前倾大笑,“你知道的,套路比较庞杂。”
不过,20年前,左小还叫吴红巾。他愿意讲的故事,从17年前开始。
1993年,吴红巾从上海来到了北京。此前,他会弹吉他,当过五年卫生兵,曾经帮人做过割阑尾的手术,也曾经拿过刀子去追债。作为一个打口碟贩子,他的最大理想是成为钱大成,传说中的“中国打口带教父”。左小从未料到,多年后听遍东西方摇滚音乐的钱大成,非但信了佛,而且只喜欢听左小一个人的歌。
有人说,那个时候的吴红巾像盲流。他脑子盘算的是怎么把碟卖给那群文艺青年:张洹、窦唯、汪峰、郝舫……居然还有栗宪庭。
那两年,吴红巾做了三件重要的事。一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左小祖咒;二是撺掇众人把所住的大山庄改成了“北京东村”,与纽约东村遥相呼应,与圆明园画家村分庭抗礼;三是和张洹、马六明、孔布等人做了一个行为艺术,他们脱光了衣服,在一座无名的山丘上叠了一堆罗汉。也就是这个《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为北京东村带来了国际声誉。
那时候左小已经是村里最酷最狠的角色之一,年纪小,脾气却很大,他长发披肩,喜欢穿黑皮夹克、黑牛仔裤、黑大头靴,手指上戴着骷髅戒指,鼻梁上夹着墨镜――他半夜也戴着,以至于很多人从未见过他的眼睛长什么样。
他还组建了NO乐队,左小天天在院子的厢房里练习叫喊,“怎么喊才能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自己又不太费劲,才是我要练的秘笈”。
东村解体后,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左小搬到了宋庄的小堡村。他养了九条狗,开始不大乐意跟艺术家们一起玩了。
对于20出头的歌迷来说,有关左小的这些传说仿佛已很久远。这不怪他们,是时代变化太快了。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早在1994年,左小就对香港《明报》记者说:“中国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那时候“魔岩三杰”已经成为象征中国摇滚巅峰的符号,而左小连一张唱片都没有出。但他认为自己的潜台词是:中国摇滚乐是从我开始才有了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也许体现在他著名的口音和跑调,也许体现在他早期专辑中绝对不让人听着舒服的“难听”,也许还体现在他后期把小提琴和钢琴掺杂进摇滚,把摇滚乐弄得比民歌还好听。
不过,这些都是1999年之后的事情了。那年发行了《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左小把他的“手术刀”对准了中国社会,表达他的怀疑、愤怒和对权力的反抗。他年近而立,清醒,细心,朋友来家里喝了多少瓶酒他会记得,如果在他家过夜,他会准备好牙刷,并在上面写上使用者的名字;他也仗义,喜欢请客,但请得很吃力,有时候深夜请客掏空了口袋,就没有钱打车回家,只能在外面晃荡。
2001年,左小已经很穷。他离开北京,隐匿在青岛,每天悠闲地逛花市,海风拂面,他看得见远处的教堂,和身边人们安详的脸。
左小发现,那几年一些艺术家忽然不吃肉了,有的遁入空门,神神叨叨地不做艺术了,摇滚圈很多人玩起了民谣,迷失的人群去了西藏,挂着佛珠回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当时的唱片产业,“就像拉双眼皮手术失败了,惨不忍睹”。
也就是在那时,左小写下了最为人所熟知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乐评人李皖说:“他就用这么一种方式,把难听的歌唱得无以伦比地好听,唱得像一罐五味杂陈的老酱坛子,充满了一个艺术盲流、一个活跃在文化边境的游击战士难以解释的复杂心情。”
然后,这个赌徒为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作了一次吊诡而贴切的注脚――他发行了同名专辑,定价是150块钱。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成功了。媒体日后的解读是,那一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虚火攻心,左小的专辑正好击中了有钱人――别人买不起的,我买。乐评人张晓舟说,“这些年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的空隙、空间越来越大,导致左小这种妖怪能把主流搞乱。”
而左小有他自己的解释:“一个赌徒怎么会浪漫呢?赌徒是不能玩浪漫的。关键的时候浪漫是不值钱的,是会出大事的。”
左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达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船上的舵手,船出了问题,眼看就要翻了,船上的人开始跳水,我身边连个水手都没有了,船上连一点油都没有,我对准油箱撒了一泡尿船就开动了。最后船摆脱了危险,还捞了很多鱼。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发现我的运气被硬生生地给扳回来了。第二年,我竟然买了个大房子,这年我还结了婚,在郡王府搞了个很恶俗的婚礼,当时我的朋友差点连新郎官都找不到了,我理了个分头,形象全变了。之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瞎搞的,本来是写诗的,却跑过来做音乐了。”他在新书里写道,“实际上我是个大夫。”
忧伤的老板
在外人看来,左小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是不可以有钱的”;他成了一个老板,一个“忧伤的老板”。
接下来的专辑,《美国》是150块钱一张,《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忽然飙升到500块钱,到了《大事》,价格又回落到150块钱。当人们狐疑下一张专辑会是多少钱时,左小把价格定为“免费”,连同今年3月“万事如意”个人演唱会的DVD,明年也免费送给乐迷。
左小说,无论是卖150还是500,其实都是在“耍性子,是撒娇,因为他们讨厌我,那我就炒作嘛,你可以恨我,但你要抓住机会”。
这样的行为和话语,其实远非“对时代的自嘲”那么简单。左小用造房子来比喻做唱片,“要实用而不漏雨,价格便宜,在很好的地段买到。如果地段上没有卖,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他家”;他也有自己的网店,大部分的唱片都是他们直销的,他把每一个顾客的资料存档(他说购买者还有政府官员甚至市长),一旦接到投诉,他会立刻把回信变成公开信,把问题唱片召回――总而言之,是提供最好的服务。
用好人、坏人、聪明人、狂妄者等等词汇来描述左小已经显得贫乏,左小的行事是如此出人意表,既有街头学来的智慧,也有他对人们消费心理的精准把握,更要命的是,他还有一把难听又好听的嗓子,就像韩寒在博客里为他“推销”的:“不是因为这个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是因为这个人在天安门露出底裤,不是因为这个人对现实的嘲笑调戏,不是因为这个人一张唱片卖五百,而是在我能接受的那部分里,他很结实地感动到了我。”
左小感谢韩寒,毕竟,后者的博客据说有3.5亿的点击量;但他更感谢自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他始终能游刃有余。他说,“很少艺术家会正面金钱和权力的问题,我是一个直视两者的人。”
“理想”,或者是歌迷粉丝理解的“理想”,早已不能束缚左小的手脚,他嘲笑拥戴者们的不清醒,“很多年轻人喜欢我,或许是因为我的歌词深深地不打动他们,或者深深地迷惑了他们,或者深深地忽悠了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搞不清楚我写了些什么。”
在舞台上他开始很有派头,喜欢穿意大利出品的西服;但他讨厌“中产阶级”的称谓,诅咒中产阶级是墙头草,他喜欢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现在,享乐主义者左小祖咒,待在他那个大院子里,有阿姨帮他做饭,在湖边发呆,钓鱼;接受记者们准备充分的采访,愿意诚实地跟你讲,一个出自船工和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是如何“靠诚实赢得了尊敬,赢得了油盐酱醋和房子”。
他也不惮解释为何在新书中大力抨击张洹借《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沽名钓誉、崔健格局不够宽把中国摇滚乐带坏了头。那是因为,“当你是王者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别人”,是因为“我在尽努力传播他们的故事,我在帮他们炒作,我怕他们成为过去,我太孤单了”,还因为在讲述这些江湖野史之外,左小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人,“做摇滚可以像左小祖咒这样做”,因为,这一切的一切,最终源于一句话――
“左小祖咒,就是牛X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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