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没有发现未知传染病 卫生部的一纸调查结论，让一群原本面容模糊的人浮出水面。在此之前，分散在全国自认感染“未知病毒”的人，依靠网络互相联系，结成一个松散的“病友圈子”，媒体对他们做了零星报道，但并未像现在一样广受瞩目。
4月6日，中国卫生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卫生部通报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人群调查情况》，这是卫生部着手对自称感染不明病毒的人群进行调查后，第一次正式发布调查结论。
卫生部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可排除该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没有证据表明该人群所述疾病具有传染性和聚集性，没有临床、实验室和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该人群患有某种传染性疾病。”但是，这个结论没能得到被调查者的认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感染“不明病毒”，并对卫生部调查表示不满。
由于目前医学上对这群人未能作出定义，为了表述的方便，记者在本文中称他们为“自疑病者”，他们最大的特征，是怀疑自己感染某种未知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这群人到底有多少，目前无法统计，按照“自疑病者”孙力的说法，“病友”建立的QQ群有十多个，经常在网上联系的“病友”数量庞大，而这些人，还只是真实“病友”数量的冰山一角。
最早向卫生部门反映情况的行为，也始于“病友”在网络上的讨论和发动。上海人林军，是发起人之一。林军告诉记者，从2009年开始，“病友”向卫生部网站的部长信箱发邮件，向中国疾控中心发邮件、打电话，最后发展到直接到北京国务院、卫生部的信访机构反映情况，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要求卫生部门调查他们究竟得了什么病。林军说，甚至有“病友”到疾控中心以跳楼相威胁。
在得到“自疑病者”反映的情况后，2009年7月，中国疾控中心启动调查。具体主持调查的，是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他的助手裴迎新在QQ群中发布消息，招募“自疑病者”到北京参加相关检查。一共有59人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检查，卫生部的报告介绍，检查项目包括HIV和XMRV病毒导致的慢性疲劳综合征。参加这次检查的林军告诉记者，除了上述两项外，检测还包括梅毒、丙肝等。
卫生部第一次调查之所以包含HIV检测，是因为“自疑病者”最初反映情况时认为，自己的症状与艾滋病症状非常相似。很多“自疑病者”，都表示自己曾有“高危性行为”，各种身体症状是在“高危性行为”后出现的，因此曾经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
而且，他们从自己身上看到这样一些现象：盗汗、疲劳、关节痛、淋巴肿大、经常性腹泻、发烧、头痛……“自疑病者”描述的这些症状，都是免疫力下降后人体经常出现的症状，而艾滋病患者因为免疫系统受到HIV病毒的损伤，通常也表现为这一类症状。
卫生部调查之前，很多“自疑病者”都曾到医院做过HIV检测，检验结果显示为阴性。因为这个原因，在2009年、2010年部分媒体的报道中，“自疑病者”怀疑的疾病，被称为“阴性艾滋病”。
第一次调查结束后，调查者将HIV和慢性疲劳综合征均为阴性的结果通知给参加检查的59人，不过，“自疑病者”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网络上活跃的“自疑病者”杨诚告诉记者，在各自做了HIV检测后，他们已经不再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他们现在怀疑的，是一种未知的病毒。
不是“恐艾”是什么？
尽管卫生部正式调查报告中没有提及“精神因素”，但在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由裴迎新在QQ群上发布的北京地坛医院的报告认为，接受检查的59人中不同程度的低热、乏力、皮疹、淋巴结肿大等临床症状，“考虑主要为精神因素所致”。
因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继而产生一系列临床症状的现象，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身体的临床症状，是由心理恐惧导致，这一类人被定义为“恐艾症”。卫生部第一次调查结果，显然激起了“自疑病者”的不满。
“自疑病者”对“恐艾说”非常反感，他们否认先恐惧再出现症状，而称是因为先有症状，才去与艾滋病症状对比。“自疑病者”老驹认为自己5岁的女儿也被感染并出现与他自己类似的症状。“你说5岁的小孩会知道恐艾吗？”
“恐艾说”激起“自疑病者”反感后，“自疑病者”向卫生、疾控部门提出继续追查的要求。
追查的主要手段，是将59名“自疑病者”的血液样本，送到美国的一家实验室进行病原学检测。送检由曾光主持，他表示，到目前，美国实验室已完成三分之一的血液样本检测，“目前美方反馈称，已经检测的样本艾滋病抗体均为阴性，尚未检测到相关致病病原体”。
美国实验室的结论仍然没能得到“自疑病者”的认同，4月8日曾光接受《新民周刊》电话采访时表示：“该做的都做了，他们不相信有什么办法。”记者希望采访美国的这家实验室，但曾光助手裴迎新表示，因有保密协议，不能透露实验室的名称。
面对“自疑病者”的怀疑，曾光显得很无奈。他告诉记者，美国的这家实验室，是“自疑病者”提供给他的，他根据“自疑病者”的提议与实验室取得联系，并获得了免费检测的机会。林军证实了曾光的说法，称美国实验室的确是由一位“病友”提供线索，但他们仍然认为，血液样本送检的过程不够透明，因此不能相信目前的结论。
第一次调查得到的两个结果，都没能让“自疑病者”满意，今年2月，“自疑病者”在网络上再次发起到北京反映情况的活动。
“我们在网络上组织大家到北京去，先去国务院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转到卫生部信访办。我们要求见领导，见不到就抗议，一名信访接待员跟领导联系后，告诉我们有领导会接待我们。”
3月1日，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郝阳、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在卫生部信访办与“自疑病者”代表会面，林军说，这是“自疑病者”群体第一次与信访办工作人员之外的卫生部、疾控中心领导当面交流。
林军说，那一次交流大家感觉很好，会上吴尊友的一句话让他很感动。“他说：我能感觉到你们的痛苦，你们家人的痛苦。”
在听取了“自疑病者”要求后，卫生部第二次调查启动。“自疑病者”的要求是，不要再将重点放在排除HIV感染上，而是调查他们是否遭受某一种“未知病毒”的感染，并查明病原体。
传染链是否存在？
如果真的如“自疑病者”所说，他们感染了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性传染病，那么，病毒就必定经由某些传染途径，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按照大多数“自疑病者”者的描述，在他们自己出现各种症状后，他们的家人，甚至同事、朋友都相继出现类似症状，而且传染的速度极快，传染途径似乎也多种多样、防不胜防。
林军对自己受到感染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2007年，林军的母亲在上海一家医院手术时接受了输血，他认为母亲就是在那次输血中通过血液感染了某种不明病毒。他母亲术后体重快速下降，免疫力很差，经常生病。
2008年5月的一天，林军在家里与母亲发生口角，母亲生气将桌上的杯子摔破并划破了手。争吵后，林军去整理杯子碎片时，不慎把自己的手划破。争吵发生半个月以后，林军开始发现自己下颚肿大、乏力、盗汗、浑身疼，还曾晕倒在路上。事后他认为，因为沾染杯子碎片上母亲的血液，他也感染了母亲感染的病毒。
除了林军的“血液感染说”，还有更多“自疑病者”认为，与自己共同生活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染病毒。江苏的“自疑病者”老驹，怀疑自己感染某种“未知病毒”的途径，是在外面吃饭。跟大多数“自疑病者”不同的是，老驹说自己没有“高危性行为”，他告诉记者，2009年3、4月份，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有一段时间经常在外面吃饭，后来就发现身体出现关节响痛、舌头白、头痛等症状。大概一个多月后，他认为5岁的女儿也受到“感染”。“我现在经常头痛，女儿也经常喊头痛。”
而北京的“自疑病者”孙力反映，朋友之间一起吃饭，也可能传染病毒。“我有两个朋友，曾经和我一起吃饭，现在他们也出现了症状。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实情呢？如果告诉他们，他们还不杀了我。”
流行病学调查，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追查可能存在的流行病病原的传染途径。因此，根据“自疑病者”的反映的这些问题，第二次调查被定义为流行病学调查。曾光告诉记者，卫生部决定在6省市开展调查，就是为了方便对“自疑病者”周边人群进行调查，来确认传染病是否存在。但最终，对于“未知病毒感染”的猜测，卫生部报告还是给予了否定的结论。
第二次调查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6省（市）开展，参与这次流行病学调查的共40人，其中包括曾参与过第一次调查的15人。
卫生部公布的第二次调查结果是：调查对象散在分布于不同的市、县，未呈现聚集性，也未发现调查对象之间存在共同的体征和互相传染的情况；调查对象和密切接触者无共同的特异性感染症状和体征，未发现传染病传播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检查结果发现，调查对象血常规结果基本正常，无感染性疾病的特征性变化；免疫功能检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CD4细胞基本正常。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初步表明，未发现调查对象有与感染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主诉症状与临床体征不相符合。大部分调查对象及密切接触者均能正常工作和学习，一年内仅2人因扁桃体疾病住院，未出现因其他严重疾病而住院或死亡的情况。
对于第二次调查得到的结论，“自疑病者”仍表示“不信”。杨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他的质疑有三点：第一，6省市40人参与的调查，病例人数太少；第二，各省调查方式不一致，没有着力查找“共性”症状；第三，调查中没有重视“自疑病者”的自述。
林军和母亲在上海参加了第二次调查，她说：“主要还是查血，问了点简单的问题”。北京的孙力一家三口，都参加了卫生部第二次调查。孙力告诉记者，除了各个科室的检查以外，调查医生问了他14岁的儿子一些问题，如“吃多少饭、能跑多少圈”之类。孙力认为，这样的调查结论并不可信，因为“小孩子嘛，好的时候就说没事儿，难受的时候难受得不得了”。
在“自疑病者”看来，第二次调查太过简单，因此，不可能得到让他们信服的结论。
争论还在继续
卫生部在4月6日发布调查报告后，对于“自疑病者”的质疑未做回应，对“不明病毒感染”事件也没有更多信息发布。而“自疑病者”方面，却在积极地通过媒体发出声音。
杨诚表示，希望卫生部公布调查的更多详细信息。“调查对象CD4细胞基本正常是什么意思？我的CD4细胞是289，艾滋病患者CD4细胞在350以下就建议服药，我这算基本正常吗？”CD4细胞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CD4细胞的下降是发生在艾滋病患者身上最典型的现象。杨诚认为，“自疑病者”身体免疫力下降的事实，在调查中并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
寻找一种新的病原体，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2003年中国“非典”爆发初期，就有科学家认为病原为某种衣原体，后经研究发现真正的“元凶”是SARS病毒。通常情况下，流行病学和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研究，是目前可以找出新型病原体的途径，但在卫生部的调查中，两项手段的研究都未能证明一种“未知病毒”的存在。
不过在卫生部报告发布第二天，北京《新京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及，有5名“自疑病者”曾在2009年底，接受了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血液检测。报道称，主持检测的巴斯德研究所莫筱卫表示，“5人血样中发现同一种病毒”。在过往的媒体报道中，莫筱卫曾表示不相信“精神因素”说。
但此后，相关专家表示，上海巴斯德研究中心不具备对未知传染病进行研究和认定的资质。4月8日《新民周刊》向莫筱卫求证关于“5人血样中发现同一种病毒”的说法，莫筱卫在电话中表示，这一说法不准确，但她不愿透露“准确”的结论，并称这项研究后来没有继续。当记者要求详细解释时，莫筱卫表示很为难。
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和猪流感病毒的研究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也深知追查一种新型病毒和确认一种新型传染病的艰难。管轶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早在2004年，就有一名“自疑病者”曾与他联系过，还有一些“自疑病者”至今与他保持联系。管轶认为，这些自称“不明病毒感染者”的人中，一些人有可能的确感染某种未知的病毒，但很难相信所有这些人都感染了同一种病毒。
管轶教授表示，要查找一种新的致病病原体，需要庞大的科研团队和长期的研究。而目前，“不明病毒感染”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这增加了科学家参与研究并得到客观结论的难度。▲
阴性艾滋病与恐艾症
“阴性艾滋病”还是“恐艾症”？
“未知病毒”还是心理疾病？
围绕着这些话题，卫生部、医学专家和自称感染“未知病毒”者各执一词。
所谓“阴性艾滋病“，是指患者通过唾液或者血液传播，感染了某种未知病毒，出现淋巴肿胀、皮下出血、舌苔生绒毛、关节离奇作响及疼痛、盗汗、全身乏力、手脚麻痹、厌食、迅速消瘦、心律失常、睡觉抽搐等症状。但经艾滋病检测，全部呈阴性，故被称为 “阴性艾滋病”。据称，全国号称患上“阴性艾滋病”的患者数以千计。
国家卫生部在广东等6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检测之后宣布阴性艾滋病系恐艾症状并无未知病毒。
恐艾症，艾滋病恐惧症（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综合恐惧症）的简称，是一种对艾滋病的强烈恐惧，并伴随焦虑、抑郁、强迫、疑病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的心理障碍。患者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者非常害怕感染艾滋病并有洁癖等强迫症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