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西安城墙四周的护城河沿岸突然聚集了许多唱秦腔拉京胡演豫剧的古戏班子。初到西安的人，还未进城，就会被锣鼓家什所吸引。一声秦腔，一曲京胡，一段豫剧，历史长河似乎没有带走千古帝王的业绩，它们留在了古城子民的日常生活中。
西安城墙下的地摊戏，虽然都在唱戏，却大不相同。京剧和秦腔是自娱自乐，而豫剧却是为了卖艺谋生。
在西安，欣赏京剧的人不多，因此，京剧在地摊戏中也不能构成规模。走在城墙下，碰见的只是单人清唱，自娱自乐。秦腔虽然也是自娱性质，但规模却要大得多。
西安人喜欢秦腔，离不开秦腔，就像离不开西凤酒、羊肉泡馍一样。可西安人骨子里又看不起秦腔艺人，过去西安人把艺人划入下九流，称为“戏子”。因此，自娱自唱是纯精神的高尚活动，不能和金钱打交道。这里有票友与卖艺的区别。《别窑》、《祭灵》、《下河东》、《苏三起解》、《三娘教子》等等，这些戏已是老掉了牙，台词也被他们背得滚瓜烂熟，但他们还是喜欢每天下午按时来到城墙下，自唱自乐，美美地过一回瘾。秦腔自娱班演出时，不化妆，不穿戏服，一把二胡，一对锣鼓，即可开场。
在西安，秦腔自娱班是有传统的，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民间组织“秦腔北会”。1996年国庆，他们义务在城墙下为市民演出。现在来这里唱戏的听戏的大都是老秦腔演员和业余爱好者。虽然秦腔自娱班不卖艺不收钱，但若遇上有人送红包，他们也一律笑纳。
豫剧戏班子就不一样了。在城墙下演戏的大都不是西安人，也不是西安的戏班子，他们是来自河南农村的卖艺人。他们唱戏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卖艺挣钱，养家糊口。河南人不怕颠簸，不怕游荡，不怕丢人现眼，耍猴卖艺，不仅是生活所迫，也是河南人的习性继嗣，只要能活着。
1985年秋的一天，我在城墙下，看见小东门两侧城墙上挂起篷布，地下放了圆木，搭成“戏院”。一帐帆布为戏台，圆木断砖为座椅，演员观众相距咫尺，一阵铿锵锣鼓当当梆子，刘备、张飞、关云长，包公、窦娥、杨家将，以及青白蛇们粉墨登场，招徕退休长老、过路游人、小商小贩狂热的击掌喝彩声，这是来自河南农村戏味纯正的豫剧正在演出。
很久以来，西安铁路钱和城区东北角一带，几乎变成了河南人的“租界”。民国十八年的天灾，抗日战争的烽烟，数十万河南人一根扁担两只筐，沿着黄河，上溯渭水来到长安谋生。虽说那时陕西也闹饥荒，但因了黄河与潼关的天然屏障，未曾遭受日本兵的蹂躏，日子相对安稳一些。素有“中国吉卜赛人”之称的河南流民凭着极强的生命力，历尽千难万苦落脚长安，终于安然活到今天。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一住就是数十年。如今活着的老河南也都七老八十了，人生在世乡音难改，耄耋之年，恋乡之情浓于酒。毕竟故土难回了，加上人入暮年，只有一头钻进家乡的老戏陈曲中，作一番思旧抚故的神游。
长安游子有求，千里之外的乡党们有应。于是那些河南农村的民间戏班子趁国家终于允许农民进城的机会，陆续来到西安东城墙下，找熟人，通关系，左右逢源买下歇脚地，在城墙下临时搭棚住下来。然后再徇情钻眼办理登记手续，待审批后即挂幕开张。只见那紧锣密鼓呼唤出浅街深巷的老河南及喜欢豫剧的秦国邻邦人，把个地台戏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虽然演的全是唱了数百年的老戏，戏文烂熟于心，戏场子也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程度，可戏迷们仍然百看不腻百听不厌百品不烦。
老戏土曲引发出老河南对家乡的回忆，你看他们有的闭起昏花老眼，竖起听觉渐衰的耳朵，晃动着长满枯草般稀发的头颅，和着铿锵有力的节奏，双手捶着隐约跳痛的双膝或双胯，陶醉在无我的境界里。听戏的男女后生也不少，他们双双对对如漆似胶，借着天仙配的缠绵，倾吐情窦爱慕的心境。看戏的人群中也不乏秦人，河南、陕西不过一水之隔一山之遥，许多习俗风尚很是接近。加上数十年同居一条街巷，无论生活上、心理上，彼此更加融合，经河南老嫂子一吆喝，不由自主手提小凳，哼着小曲，步履蹒跚地离开儿女远走高飞后冷冷清清的老屋，跟着来到这热热闹闹的城墙下。坐在戏场子上，热热闹闹不觉就是三四个小时。
如今的古城西安，歌舞厅、镭射厅、卡拉OK厅，灯火辉煌舒适迷人，各种录像节目丰富多彩，为什么这里还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戏迷呢？是什么让戏迷们对老掉牙的传统戏如此如痴如醉呢？我问戏迷，他们只是狠狠地说：“野场子听老戏痛快过瘾！”
闲散、随便、怀旧也许是人天性中的一部分，野场子很适合这种天性的张扬。城里那光滑的地板软绵绵的沙发拥挤的晚会或许使戏迷拘束不安，当然对靠工资和退休金度日的人来说，经济基础也实在难以滋生出那样的消费心理。
一段唱罢，戏迷们还沉浸在高亢激越的曲调中，演员们便分头来到观众席间收戏钱。亟待过瘾的戏迷们纷纷解囊，把带有体温的票子递到演员手中，顺势摸一下演员那绵绵细手白嫩小臂。也有些戏迷舍不得掏钱，演员们便连拉带扯，甚至搂住戏迷的脖根，甜甜地叫道：“大叔呀给俩吧！”“大哥哥，你是嫌俺唱得不好，还是人不好？”软缠硬磨直到把软手插入大哥的怀中。
有一天下午，我在戏摊上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立即就有个穿着戏装的女演员过来套近乎。我问她老家是什么地方？她告诉我，她叫古玉兰，老家在登封山区，家中有父母、兄弟、姐妹和年迈的爷爷、奶奶，她从小被送人，挨打受气，于是跟着表哥跑出来加入戏班子。老家只能种地，甚至连买盐的钱都拿不出来。我问她：“现在每天能挣多少钱？”她笑笑说：“挣啥钱！还不跟要饭一样。说是卖艺，你看谁主动掏钱看戏？不都是我们一个一个跟着向人家讨要。”
有一个戏班子，在城墙下安营扎寨已有三个年头。每日清晨演员们起床后洗刷幼子的尿布，晾晒潮湿的被褥，草率吃点干馍开水，就投入排演。团长对他们要求很严格，也很苛刻。所谓严格是练功决不能偷懒，演戏要卖力，对客人要主动热情，拉住不放；所谓苛刻，是挣的钱必须如数交回，而发给他们的工次仅能糊口。夏日里，戏班子上午十点开演，直到晚上十一二点结束。其实除去地皮和各种税收，团长手头也没剩多少钱。我问演员小月：“比起家乡来怎样？”小月说：“在家种地，种子一撒没事干，等着秋收憋得慌，出来虽然挣不了几个钱，倒也开心。俺从小喜欢唱戏，到这里来也开了眼。”这时，来了一位小月的老顾客，大约六七十岁年纪。小月连忙笑嘻嘻迎上前，握住他的手，甜甜地呼唤着：“大伯快坐，快坐下！”小月说，那是她的摇钱树！
演员丁先生用一只胳膊夹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女孩，另一只手给睡在三轮车上稍大点的孩子加盖衣物。我问：“您几个娃娃？”他操着浓重的河南普通话回答说：“俺命苦，两个丫头。俺女人想要个小子，村上硬要给她做手术。跑出来看吧，能生就再生一个。”
“能养得起吗？”我问。
“养不起也得生，没有男娃不就绝后了吗？”丁先生坚定地说。
这就是小品里说的超生游击队了。在他们脑子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就像古戏文一样，扎根深呢！我问：“这里不管吗？”回答说：“这几年管得也紧了，我们也得想许多对策。”
西安城墙下的地摊古装戏的兴起，真可谓“一业带来百业兴”。雄伟的箭楼下远远就可以看见青色大墙边，黑压压一片人海。走近了，你会看见围着地摊戏卖茶的卖饭的拔牙的看相的耍猴的捏面人的比比皆是。
一晃20年过去了，随着城市的规范化管理，许多古装戏班早已不知去向。如今的城墙下只留下秦腔自乐班和东墙下的两三家豫剧摊。那个演古装戏的豫剧摊，还被严格限定在离墙数十米范围内的小东门内。
2002年冬的一天，我又来到城墙下。老演员早就没有了，现在全是新的。刚从驻马店来的演员李芳告诉我，西安城墙下的古装戏摊越来越多，听戏的人也越来越少。豫剧古装戏虽然还有，但大都是不化妆的清唱一类，本戏很少看到了。演员也不是以剧团的形式集体出演，而是各自为战。由听者点戏，一曲5元，4元归演员，1元上交老板。老板也不是当年的团长，而是戏棚的承包人。听众仍然大都是退休的老河南以及推着架子车刚来西安拾破烂的新河南。这期间我看到，规范整齐的戏棚中，摆满色彩艳丽的塑料椅。上面坐的大都是中老年男人，几乎看不到男演员，所有女演员都陪着那些老人在打扑克或聊天。一位60岁的老头端着一杯啤酒走过来坐在李芳身旁，毫无顾忌地握住她的手对我说：“老弟，你认识我吧？在西安城的戏摊上没有不认识我的。我只喜欢李芳的戏，我把她包了！“说着就让李芳唱一段《花亭相会》。
西安城墙下的古装戏摊发生了许多变化。听戏的已不再单纯为听戏，唱戏的也不单唱戏。地摊戏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下去呢？
（摘自《民间，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