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以朝贡贸易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飚兴，促使中国人海洋疆域意识强化。当时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著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志为中国东南海疆版图之内，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这表明明代海洋疆域的观念与岛屿的历史主权已经紧密相联。
关键词：《筹海图编》;海防；舆图
明代中叶，世界大航海时代来临，中国社会经济也开始向商品经济倾斜，朝贡贸易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发展，中国有关海洋疆域的记述和舆图也随之丰富起来。这些著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记为中国东南海疆版图，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行使行政管辖权和军事控制权，其中以郑若曾《筹海图编》最具代表性。它蕴涵着明代对海洋疆域的自主认知，以及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疆域意识，揭示了明代海洋疆域的观念与岛屿的历史主权紧密相连。
一、明代的海洋意识及东南海防的加强
中国古代的海洋界限，向来为人们所忽视。一般认为，历代王朝是把大陆和海岛的海岸线（包括海湾和入海河口）作为自然疆界，而不及于海域或洋中岛屿。但这一说法，缺乏史料（包括舆图）依据，并不妥当。诚然，历代王朝没有现代领海的主权概念，但也从未明确宣示海疆边界止于海岸线。相反，在管辖权逐渐向海岛延伸的实践过程中，历代王朝也扩展着利用和控制海域的能力和权利，不断明晰国家东部、南部海界。为平息倭患，明朝决意加强海防，将沿海划分为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鸭绿江七大海防区，其中闽、浙为重点设防区。“日本地与闽相值，而浙之招宝关其贡道在焉，故浙、闽为最冲。”1
军事防守是行使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标志，明朝水军在抗倭斗争中实现了捍卫海洋国土权益的斗争目标。洪武六年（1373年）、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政府先后派遣福建都司所属福州卫舟师、江阴四卫舟师、广洋卫舟师巡海驱倭，皆至琉球大洋防守，其立功之水师官员有总兵官吴祯、指挥同知张赫、都督佥事于显等。如“航海侯”张赫，“统哨出海，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俘获多人。”2牛山位于福州府福清境内，即今海坛岛。吴祯、张赫等从“统哨出洋”、遇倭“牛山洋”，一直追剿倭寇及于黑水沟以东的琉球大洋。历经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之后，横渡黑潮主流，到达“琉球大洋”。据清宫档案记载，“琉球大洋”又称“姑米山洋面”或“琉界之姑米山外洋”，3即赤尾屿以东与琉球西境姑米山之间的洋面——黑水洋即东海海槽，4古称“沟”或“郊”。1赤尾屿与古米山之间隔着一道天然水界，中国的海防区域和经营海疆范围远达于琉球国的西南方界上镇山古米山。黑水沟以西的钓鱼岛等岛屿海域，均在明朝水师巡逻范围之内，属明朝“备倭”的海防要区。
明朝由地方官府和水军对“边海”海域行使管辖权和制海权，有行政区域和军事区域的洋面海界划分。明中后期，海权意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水师从明初的近海防御，开始向外延
伸，陆边海岛和海洋地区逐渐成为明军战略布防的一个环节，海岛海防战略地位提高。浙江总督胡宗宪等人提出“御海洋”的主张，“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或谓御海洋为上策。”2《筹海图编》中的“日本岛夷入寇之图”，清楚地标绘出倭寇侵扰广东（潮惠、广
州、雷州）、福建（泉漳、福兴）、浙江（温州、台
州、宁波）、山东（登莱）、辽东之径，明军亦分区防卫。俞大猷《正气堂集》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一月，“贼果由本处遁走……臣彼时仍欲自行穷追，但思臣职任浙直总兵，自有地方重寄。一则沈家门递向东南，即系福建海界，非奉军门号令，不敢擅离。”3万历年间，闽盗诈称商人，入浙地杀掠，扬帆
而去，都督佥事万邦孚，“命分闽浙海界，商舶不得越境，闽商入浙则乘浙舟，浙商入闽亦如之，遂著为令。”4
倭患在空前程度上吸引了中央、地方政府对于沿海地区的关注，并成为朝野争议的重大问题，这使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央政治权力核心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使上层集团逐步走出大陆主流思想而直接面对东南海疆危机，明朝中期水师兵制为适应海洋防御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如实行“巡洋会哨制”。巡洋是各水军按其驻防位置与武备力量划分一定洋面作为其巡逻汛地，每逢春秋二汛巡逻哨守。会哨是相邻的两支或多支巡洋船队于汛地连界处约期相会，交换凭证，并受一定官员稽查。为应对倭寇侵扰与海盗活动等安全威胁，在沿海岛屿设置水寨和游兵以巡哨海上，各水寨皆有信地。广东海防区分东中西三路，置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把总等官，各卫所水军协守六水寨，出海巡哨，相互策应。福建海防分北中南三路，各置参将，配以五寨、五游，巡哨联络。浙江沿海分布六备倭把总，分领各卫所、寨、游巡守信地，分隶于四参将，总领于总兵官。以福洋会哨为例，据《福洋五寨会哨论》载：
烽火门水寨，设于福宁州地方，以所辖官井、沙埕、罗浮为南北中三哨，其后官井洋添设水寨，则又以罗江、古镇分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寨，当会哨者有五。小埕水寨，设于福州府连江县地
方，以所辖闽安镇、北茭、焦山等七巡司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当会哨者有三。南日水寨，设于兴化府莆田县地方，以所辖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为三哨，而文澚港水哨，则近添设于平海之后，是在南日寨，当会哨者有四。浯屿水寨，设于泉州府同安县地方，上自围头，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铜山，大约当会哨者有二。铜山水寨，设于漳州府漳浦县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屿；南自梅岭，以达广东，大约当会哨者有二。由南而哨北，则铜山会之浯屿，浯屿会之南日，南日会之小埕，小埕会之烽火，而北来者无不备矣。由北而哨南则烽火会之小埕，小埕会之南日，南日会之浯屿，浯屿会之铜山，而南来者无不备矣。哨道联络，势如常山，会捕合并，阵如鱼丽，防御之法，无踰于此。5
巡洋诸军汛地以海中岛屿为中心，联点成线、梭织成面，几乎遍布明朝东南整个洋面，大大增强了海上防务的整体性与内部战区、哨区哨守的协调性，拓展了海上防御纵深，适应了海上防御特点，为“紧关第一要义”。6这些会哨海域，不仅仅是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最主要部分乃是岛屿之间的洋面海域。按照水师布防的位置和力量划分一定的海域为其巡逻范围，设定界标，规定相邻的两支巡洋船队按期相会，交换令箭，以防官兵退避不巡等弊病。因此，在海图中，就有关于各营巡防区域的绘制。归有光在《御倭议》中，即主张主动邀击入侵之敌于内海之外：“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内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责成将领严立条格，败贼于海者为上功。”1 从社会因应的角度观测，海乱的直接参与者以远洋近海为巢穴，特别以沿海岛屿为屯驻、接济的重要基地。沿海社会的城乡贫民也视它们为逋薮，“以东番为逋薮，急则鸟散，缓则猬集。”2“东番”泛指台湾西南部沿海一带，官方为防卫而重视，认为“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委涎闽中，侦探之使，亦岁一再往”。3当时民间有在台湾设置管理机构之议：“疆场好事之徒，爰有郡县彼土之议矣。”4钓鱼群岛距基隆市102海里，与日本群岛之间隔着一条约2000多米深的海沟，从地理学角度讲，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为明代海防重要地区，“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日本门户，常欲遣数万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5久而久之，内地人对以台湾为主的近海岛屿生出浓厚兴趣，以不同方式移民海岛或往来岛陆之间，不仅加速了海岛的兴起和内附，而且为中国疆域防守奠定了实质性的基础。
二、舆图与钓鱼岛的归属与防卫
明代边域史地图籍普遍重视图与文字的结合，这里的图主要是舆图。舆图与军事防务具有天然的联系，《管子》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理……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6明代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勃兴因是应当时边域军事危机而起，也就必然地决定了地形、地势图在这些撰述中的突出地位。倭寇猖獗之际，明有识之士，莫不以筹海戍边、防倭抗倭为要务，边疆史地，沿海岛屿，皆在其考究之列，有关东南沿海及周边国家之史地著述，前有《日本考略》、《日本一鉴》创其始，后有《筹海图编》集其成。这些著述莫不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划入中国东南海疆版图，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其中以郑若曾《筹海图
编》最具代表性。
《筹海图编》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该书由明代著名军事地理学家郑若曾撰写，胡宗宪为总编审。《筹海图编》内容中含有“舆地总图”、“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由72幅地图组成的“沿海山沙图”, 反映了南起广东沿海的防城营，北至辽东鸭绿江畔的中国整个沿海地区的山川、岛屿、地形地物分布状况。面对广袤的海疆，明朝试图运用一套系统有效的地理管理手段，对沿海疆域划区防御，在空间中讲求抗倭权力运筹，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一套服务于抗倭斗争需要的疆域舆图学。《筹海图编》所述东南沿海江防、海防区域各岛屿，皆为著者据亲身考察所得资料而绘。其中的卷一《沿海山沙图》实为《万里海防图》所载地图；卷二的《日本国图》，和郑若曾自撰的《日本图纂》一样，7与薛俊的《日本考略》中的内容也有关。这些舆图都清楚地标绘钓鱼岛为中国领土。
从图一可以看出，《万里海防图》以海疆防御为重点，为一字形展开式绘制，由于图册版图限制，把不同方位的岛屿压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有限的纸幅上详细标注沿海海山岛屿。其绘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东南海疆地理和明朝巡防海域及会哨地点等，故“第五幅、第六幅东南向”所含的海山岛屿，绘有小琉球（台湾岛）、彭湖墺（澎湖列岛）、东沙山、瓶架山（台湾烛台屿）、鸡笼山、彭如（加）山、钓鱼屿、黄毛山、北山、黄茅屿、赤屿等岛屿。（参见图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所绘方位、距离往往不够准确，这些岛屿的位置虽有错乱，某些岛屿出现衍名（如黄毛山及黄茅屿），但《万里海防图》清楚地标明这些岛屿皆在闽海海域，属中国版图。而对于属琉球国之岛屿，该图则用长方形框加注以示区别，第六图画出了琉球国的西南方界上镇山“古米山”，并用大字注写“此山下水急礁多”七字。8《筹海图编》卷二载“使倭针经图说”，于“古米山”条下记云：“古米山北边过船，有礁，宜知避。”1这说明当时明朝疆域意识十分明确。
如果将《沿海山沙图》与《万里海防图》所绘内容相比较，明显可见《山沙图》是在《海防图》基础上，加以所得资料校订修正而绘。《海防图》之第五、第六幅，即是《山沙图》之“福七”、“福八”的蓝本。由右至左也即由西向东分别标有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屿、花瓶山、黄毛山、橄榄山、赤屿等岛屿。其中由右至左自鸡笼山起校订修正的有：将彭如山改正为彭加山，删去彭加山与钓鱼屿之间的北山，将黄毛山与赤屿之间的黄茅屿改为橄榄山，即今日所俗称的大蛇岛（即南小岛）、大鸟岛（即北小岛），删去琉球海域部分的岛屿。也就是说，《山沙图》所标示的均属于中国管辖海域岛屿，该图用“福七”、“福八”标题，明确地将钓鱼屿、黄毛山、赤屿等岛屿划入福建海域。2（参见图二）
上述舆图绘制内容的更改，是明朝经营中国东海沿海疆域的具体措施日益缜密的反映，这使舆图所绘注的海山岛屿与海上的地理方位比较相近。在《万里海防图》上，黄毛山、黄茅屿同时并存，一般学者皆认作同名别称，而在《福建沿海山沙图》里却用橄榄山取代了黄茅屿，表明黄茅屿所在之地即为橄榄山所在之地。这是一项最重要的修正，并永久地固定下来，被《武备志》、《筹海重编》、《武备秘书》等所承袭。但是有的岛名改得不妥，如花瓶山改为化瓶山，当是在镌版时致误。3
郑若曾将钓鱼岛等岛屿归属于“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的边海岛屿之列，划入中国海防区域。这些图的绘制，是根据实测地形而绘制，所谓实地测绘地形，即是根据郑舜功、4蒋洲、陈可愿宣谕日本时考察所得资料，又因三人皆为钦命宣谕特使，其所得资料无疑具官方文献性质。郑若曾在刊刻《日本图纂》自序中，曾述其著书的缘起，现在引用以作补充：
日本地方甚大，限隔山海。其国无典籍流于中国，山城以东漫无可考，今所据者，《日本考略》也而已……有鄞弟子员蒋洲、陈可愿，志士也，宜谕日本，能道其山坞远近风俗强弱之详，其言不诬。且召奉来廷数辈陈所睹记。奉化人宋文复持示南澳倭商秘图，参互考订，默有所得，乃命工重绘，而缀以所闻众说。汇成一编名曰《日本图纂》，与《考略》并传，俟后之天使，往而正之。1
疆域舆图同条约、界碑一样，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作者进行的疆界“叙述”，疆域舆图的内容反映着统治者的疆域意志、思想、价值观。《筹海图编》在“凡例”中指出：“地形或凸于海中，或海凹入内地”，并不整齐划一，有些岛屿甚至发生错列（如将花瓶山置于钓鱼屿之后），但目的乃是为“备倭之制”，即配合防倭御倭的设防策略。对此，郑作了如下解释：“世之图此者，类齐直画一，徒取观美，不知图与地别，策缘图误，何益哉!”2因此，郑图与过去所见的一些舆地图略有不同，含有防倭抗倭的军事目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军用地图。诚如郑若曾指出：“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3胡宗宪称赞该书：“详核地利，指陈得失，自岭南迄辽左，计里辨方，八千五百余里，沿海山沙险厄延袤之形，盗踪分合入寇径路，以及哨守应援、水陆攻战之具，无微不核，无细不综。成书十有三卷，名曰《筹海图编》。余展卷三复，而叹郑子之用心良苦矣。”1 明代中期对日本的认识，主要是来自于中日海上交通、贸易，对于日本疆域的认知及各种文本记述，也来自于这种交流。《筹海图编》卷二的《日本国图》，不但和郑若曾自撰的《日本图纂》一样，而且也和在其前刊行的薛俊《日本考略》大体上相似，2都有日本国疆域四至的记述：“东北至毛人国界，东南至女国界，北至
月氏国界，南至大琉球界，西北至朝鲜国界、西南至福建界。”3然而《筹海图编》中的“九州”地图，却是其独有的，不但画得较详细，而且还注有“此湖横直一百八十里”、“五山相错而生总名五岛”、“此港泊船”等字样，在某些地名旁还注有译音。4显然，这是郑若曾根据曾经进入过日本九州的人提供的资料绘制的。当时中国人往来于日本贸易，绝大多数船靠于九州，再往西很少，所以其对九州部分知之甚详。明代研究日本的书籍，多有日本舆图和对日本的介绍，而大多数是以《筹海图编》为祖本复刻的，该书中的舆图又和《日本图纂》中的相同，
《日本图纂》流行不广，因此一般仅知所据者为《筹海图编》，不知有他。5
中日之间的疆域界限在海上航行“针经”中也有记载。《筹海图编》卷二的“使倭针经图说”，记载由福建往那霸沿途各岛屿之针路、更程：
梅花东外山开船，用单辰针，乙辰针，或用辰巽针，十更船取小琉球。小琉球套北过船，见鸡笼屿及花瓶屿、彭嘉山。彭嘉山北边过船，遇正南风，用乙卯针，或用单卯针，或用单乙针；西南
风，用单卯针；东南风，用乙卯针；十更船取钓鱼
屿。钓鱼屿北边过十更船，南风用单卯针；东南风用单卯针，或用乙卯针，四更船至黄麻屿。黄麻屿北边过船，便是赤屿。五更船，南风用甲卯针；东南风用单卯船；西南风用单甲针，或用甲乙针，西南风，用艮寅针，东南风，用甲卯针，十五更至古米山。古米山北边过船，有礁，宜知避，南风用单卯针及甲寅针，五更船至马齿山。马齿山南风用甲卯针，或甲寅针，五更船至大琉球。大琉球那霸港泊船。6
“使倭针经图说”所记针路，完全采自郑舜功《日本一鉴》之《万里长歌》，惟在黄麻屿与赤坎屿之间衍出一赤屿，盖因嘉靖十三年（1534年）陈侃《使琉球录》在黄毛屿（即黄麻屿）后为赤屿（即赤尾屿），“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山），过钓鱼屿（钓鱼岛），过黄毛屿（黄尾屿），过赤屿（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7而郑舜功《万里长歌》黄麻屿后则作赤坎屿，“尽黄麻屿，南风，用甲卯缝针；西南风，正甲针；东南风，正卯针，约至十更，取赤坎屿。”8这有可能造成郑若曾误作两屿。但这些皆用中国名，以“名从主人”之史例，无疑属中国海域岛屿。、
三、《筹海图编》中疆域舆图的历史影响
《筹海图编》可谓是明中期以后倭患催生的海防论著的滥觞，是有明一代边疆史地研究的最高成就，体现了中央、地方权力网络在疆域防守上的互动。这对此后两百余年的同类论著有着持续的影响。据有关学者考证，《古今图书集成》论倭事，征引《筹海图编》最多，其次为
《明史?日本传》，再次为《江南经略》。9以上海防图，皆将钓鱼屿、黄毛山、赤屿划入福建海域版图，置于中国海防区域。这表明明代国家权力在疆域范围内的建构和推行是同步的，也是当时海防的一般地理常识。美国明史专家范德（Edward L. Farmer）通过对明代地方志舆图的研究来讨论明代社会，指出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观察，“方志提供的这一景象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10运用这一有价值的论断来分析《筹海图编》的疆域界限，我们可以说其内在的疆域理念是有明一代管辖范围的“叙述”、认知和确认。
《筹海图编》的重要政治功能，就是能够直观深刻地展现地理空间的军事价值和作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吏部考功司徐必达为抗击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对朝、中的侵害，又把《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重绘为《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钓鱼岛列岛明确标明在中国海疆海防范围。天启元年（1621年），“感倭变，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的
茅元仪，编纂了兵书《武备志》。开篇即为编者茅元仪的感叹：“海防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嘉靖之际，经措失方，以天下钱谷之本，供其渔猎，国几不支……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首采诸家之论，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而并按其戍守险要、兵力，以永示来者焉。”1海防学问的源头，即为当年的御倭历史，后人应该认真继承前人的御倭经验。《武备志?海防二》部分，大量辑录了《筹海图编》卷一《福建沿海山沙图》，亦称《福建沿海山沙图》，只不过将“钓鱼屿”改称“钓鱼山”，黄毛山、赤屿则与前相同。曾任兵部职方司的茅瑞徵（茅元仪之堂弟），于崇祯二年（1629年）撰成《明皇象胥录》，其中记载：（从福州往琉球）“往以西南风，期孟夏；归以东北风，期季秋；望见古米山即其境，东去三百里为叶壁山；又东即日本。”2这说明未到古米山之前所经历的都是中国的疆域，所以对钓鱼岛一系列岛屿名称均略而不书。由此可见，在《武备志》、《明皇象胥录》中均明确无误地把钓鱼岛列岛标明在中国海疆海防范围之内。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对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列岛的争议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明代以来各种各样的中国地图和文献都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注在中国的版图内。特别是明代为防备倭寇和海盗侵入，政府实施海禁……对沿海的海防相当注意。确保沿海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在应当保卫的沿海岛屿中，也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3
疆界是国家主权可以行使的实体，舆图延伸范围则是主权可以行使的限度所在。因此，从舆图绘制的角度来看，明末施永图编纂《武备秘书》所附《福建防海图》沿袭了《筹海图编》、《筹海重编》、《武备志》等兵书所载的防海图的绘法，取名为《福建防海图》，明确标出中国福建海疆地域内大小岛屿和控御范围。其中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即鸡笼山、花瓶山、彭加（佳）山、钓鱼山、橄榄山、黄毛山、赤屿等，均标绘在图上，《武备秘书》延续《武备志》的画法将“钓鱼屿”改为“钓鱼山”。《武备秘书地利附
图》在南海位置上还绘有“东蛇笼”一地，4而《郑和航海图》也有同样绘法。5东蛇笼是绘在加里曼丹“铜鼓山”和越南南部“昆仑山”之间的海中，即今南沙群岛危险地带的位置。这些舆图的出版，表明中国政府经营东海、南海海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最直接的统治标志与不可争辩的铁证。
《筹海图编》不但在明代一刻再刻，被论海防者奉为圭臬，到清康熙中期，还被重刻再印。诚如缪风林所说：“明末防倭要籍，颇多删节《图编》而成书……清代自陈梦雷以下，征引倭事，亦悉以是书为主。盖自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末，国人论倭事书，流传之普遍，未有及此书者矣。”7
《筹海图编》中的舆图及针经图，以现代技术眼光看，都是“形势图”，这些图的道里远近不一定确切，方向方位也不准确。然而这些防倭“形势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出明朝统治者明确的疆域意识。
[作者郭渊（1971年—），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教授，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收稿日期：2012年4月5日]
（责任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