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时局动荡、黑暗，人们在社会实践上难有作为，只好将注意力转向观念领域，因此有极丰富、深沉、细腻的精神生活。并且由于政治上的抱负难以实现，文人们便纷纷或直接或间接地选择了隐逸之路。
魏晋时期虽然不少士人们选择隐居山林，但他们这么做却往往怀有不同的目的。《文选集注·招隐》题下注曾说:“隐有三种: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也，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1]也就是说，他将这些隐士分为求道之隐士、出世之隐士和诈隐（渴望入世）之士。不过由于当时士人们受到儒、释、道多种思想影响，并不能将他们截然分类。例如葛洪是魏晋隐士的代表，他推崇“山林之儒”，[2]并明志曰:
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乐饥陋巷，以励髙尚之节，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尽。非时不出，非礼不动。[2]
可见，他将退隐山林作为修德保真的必要途径，为此他完全不惧怕隐居山林的艰险和困苦。他还说道:
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名不出户，不能忧也。……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2]
面对生活的贫困，葛洪仍保持了对“无义”现象的批判态度。身居山林依然坚守作为士人的那份道德信条。除葛洪之外，管宁、戴逵、皇甫谧等名士也都看淡名利，只求增进修养、渴望得道。西晋唐彬《临雍州下教聘处士》中记载:
此州名都，士人林薮。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3]
即是对这些固守道德情操的隐士群体的记录与赞美。
魏晋士人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分界在当时非常突出。如王坦之就对谢安有不少非议，温峤也曾问郭文说:“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郭文答:“山草之人，安能佐世!”[4]温峤侧重人伦责任、事功理想，郭文则表明顺应自然的超然心态，这与他们宗奉的儒、道信念有关。然而，魏晋士人的隐逸思想已更通达。葛洪说:“在朝者，陈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厉贪清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贝，虽不在府库之中，不给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财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犹山水之物也，岂非国有乎?”[2]仕则尽忠，隐则养德，正是儒家隐逸与仕宦观念的集中反映。葛洪甚至认为，有些儒者隐居要比出仕的教化作用更大。他说:“令大儒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则能陶冶童蒙，阐弘礼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韝鸾也?”[2]辛谧《遗冉闵书》也说:“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3]晋简文帝曾下诏说:“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孰与自足山水，栖迟丘壑，徇匹夫之洁，而忘兼济之大邪?”[4]又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5]就体现了他结合山水之乐、庙廊之尊及济世之用的心态。
上述儒道相融的价值取向对魏晋士人怡情山水具有重要作用。潘岳因文名遭忌，外放任河阳令达十年，他在《河阳县作》其一中对山川景物的描写，[6]都成为他怀才不遇、渴盼入京的衬托和象征。然而当河阳令任满，他又转任怀县令，原本积极的心态转而变得消极。他《在怀县作》其二说:“宠辱易不惊，恋本难为思。……小国寡民务，终日寂无事。”这里已用《老子》“宠辱不惊”与“小国寡民”来作宽慰；“白水过庭激，绿槐夹门植。信美非吾土，秖搅怀归志。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等句中关于山水的描写，[6]则充满了落寞与感伤的色彩。潘岳由儒入道的心态转换，均通过诗中山水意象所赋予的情感蕴涵展现出来，亦折射出儒家进取意识与山水自然观结合互渗的情况。这在其他士人那里也非常明显，如石崇《答曹嘉诗》《赠枣腆诗》以孔、老并提，陆机《赠顾交趾公真诗》以立德与蹈虚同举，诗中“沧海”“沂泗”“高山”“巨海”[7]等意象中既有儒家的价值理想，又有道家的出尘之志，在精神寄托和文学表现方面达到了充分的融合。
尽管在魏晋玄风的影响下老庄思想对士人隐逸行为及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如陶渊明《和刘柴桑》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7]又《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说:“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7]正因为有对家人亲情的留恋，陶渊明才没有像“浔阳三隐”之一刘驎之那样选择绝世出尘的隐居方式，他的诗中仍充满融融温情，这与魏晋一些几乎为仙道诗别体的《招隐诗》截然不同。另外，湛方生《后斋诗》也展现了儒家伦理温情的一面，其称:“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匪远，可以长久。”[7]诗中描写了解褐归田、乐对山川、共享天伦的情景，应该属于广义“招隐诗”的范畴，但与绝少烟火气的“招隐诗”思想宗旨和审美特色均大不相同。
孟子很早就揭示了山水对人的愉悦功能，如《孟子·尽心上》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又曰:“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虽然孟子仍多有以水比德的倾向，其对水的描述本身也极具雄浑激越的艺术特点。扬雄还将学习活动与登山临水的览胜探幽结合起来，《法言·吾子》说:“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逦迤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8]扬雄的比喻别开生面，体现出汉人的山水意识已由原生态概念到德化概念再到学识化概念的转变。基于这种认识，他又将圣人之言赋予山水的浩瀚博大的美学特质，如《法言·问神》说:“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者，其惟川乎!”[8]又说:“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这种认识对晋人李轨多有启发，他注解说:“有所发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荡除，如江、河所涤，灏灏洪盛，无能当之者。”[8]李轨充分发挥扬雄将圣人言、书比作江河的作法，揭示出“圣人之辞”的雄浑气质和“灏灏洪盛，无能当之”的审美特色。这就将自然山水的意象表征文辞化和审美化了，从而为东晋时期以江海山川为题材的诗赋作品的大量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魏晋士人生活中，山水游观已成为重要内容，有的甚至赋予其不朽的生命寓意，以山水自然为题材的诗歌则体现出寄托情志、追求不朽、放达自由、清新空灵的价值旨向和审美特质。如《晋书·羊祜传》载:“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4]王羲之《杂帖》说:“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於彼矣。”[9]《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献觞赋诗焉。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4]由上可知，由于山川的巍峨恒久，在魏晋人眼中便具有了生命不朽的象征，同时以山水投射生命感怀的诗歌也大量产生，如羊祜、邹湛等人“置酒言咏”，谢安、王羲之、支遁、许询“言咏属文”，晋孝武帝在西池“献觞赋诗”给谢安送行等。以山水寄托情志，源自儒家诗教中登高必赋的观念。如陶渊明《移居》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句，[7]显源自《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毛传:“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此外，像《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7]嵇康《琴赋》“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句，[10]均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在观照山水过程中寄托情思、抒解忧愤，在魏晋士人这里已是惯常的手法。如陆机《赠顾令文为宜春令诗》“三川既旷，江亦永矣。悠悠我思，托迈千里”、《赠冯文罴诗》“悲情临川结，苦言随风吟”、《赠弟士龙诗》“我若西流水，子为东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孙楚《之冯翊祖道诗》“举翮抚三秦，抗我千里目。念当隔山河，执觞怀惨毒”、陶渊明《答庞参军诗》“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7]。魏晋士人登山临水、酣饮吟咏的过程，也成了体验生命、抒发忧念、净化与提升心志的过程。反映到诗歌中，陶渊明《游斜川》“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日乐，明日非所求”的欢悦与《拟古诗》“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的感慨，[7]董京《答孙楚诗》“清流可饮，至道可餐。……动如川之流，静如川之渟。……万物皆贱，惟人为贵。动以九州为狭，静以环堵为大”，[7]突出了贵人、重道的主旨，又把人与山水相对的自我价值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正因为山水具有生命感发价值，诗文中是否体现山水“神情”和自由灵性，也成为魏晋士人文学鉴赏的重要标准。《世说新语·赏誉》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5]魏晋士人能够深得山水深蕴的评价,也受到时论的赏鉴和推崇。如《世说新语·容止》载:“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5]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5]顾恺之因对江城的品目得当，受到桓温的重赏,又因对会稽的赏誉充满生趣,被时人推为格言。应该说，魏晋士人对山水的赏鉴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以自然价值观为核心的生命情趣，山水意象也往往带有了儒家入世的比德色彩和释、道出世的超然姿态。
需要指出的是，山水意象的客观性在魏晋士人的诗歌里有所弱化,而伦理情感化、审美化色彩大大增强，它所承担的修辞功能已不仅为起兴言事，而渐渐成为诗人主体感发的一部分。葛洪说:“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纡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2]可见山水怡情养德之用。后来白居易《读谢灵运诗》就鲜明地指出:“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11]这说明谢灵运笔下臻于成熟的山水诗也仍含有浓郁的儒学“兴谕”的意蕴。因此可以说，魏晋山水自然观不仅促使此期诗歌山水意象的内涵更加丰富而深厚，更为晋宋之交山水诗的勃兴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创作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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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玉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外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北京语言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审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