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部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世俗文化活动，而译介活动(主要是外译中)则始终是贯穿这些文化活动的中心环节。本文试图把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的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变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很重要的联系。
【关键词】传教士；译介活动；文化意义
晚清时代，尤其是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部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世俗文化活动，而译介活动(主要是外译中)则始终是贯穿这些文化活动的中心环节。本文试图借用当代文化翻译学派，尤其是译介学的一些理论范畴和问题意识，把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的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探讨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变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很重要的联系。
一、清末传教士的译介活动的历史语境
如果说唐元时代中国文化具有包容开放气魄因而对外来文化极为宽容，明末清初中国也还是世界强国之一，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限度的接纳。到19世纪初新教来华时，中国的锁国政策已实行了近两百年之久，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已经相当隔膜。另一方面，西方大部分国家经过工业革命，走上近代化道路，中外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逆转。而中国人还抱持“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方式还沿袭对待国内少数民族或周边属国的老套。这些因素注定了，新教传教士刚刚来华时，中西方人除了语言像以前一样互不通晓外，文化上的隔膜、误解乃至冲突较之前代更为深刻和普遍。
传教士刚到中国只能在广州、澳门等地停留。两次鸦片战争后，虽然禁教令早已解除，但传教并不顺利，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人的儒、释、道文化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用西方知识文化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观念是比直接布道更为有效的方法，而引进西方观念首先碰到的就是翻译问题。所以，对部分思想开明的传教士而言，来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并成为一名译者。如果说，这种必要性在他们初临中国时只是一种权宜之策，随着他们寓居中国时间的增长和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的加深，这种自发行为逐渐变得自觉，当然促成这种转变的还有一些其它因素。
二、清末传教士译介活动的主要内容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字布道事业采取了多种形式，但大都与译介活动有关。
第一，翻译、撰写宗教书籍和世俗知识书籍。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出版机构最著名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学会。洋务派创办的兵工厂和语言学校也是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但这些机构里进行译介活动的主体仍然是传教士。
第二，创办中文杂志、报纸、年鉴性质的丛书。发表在这些期刊和年鉴上的文章中，相当大部分也是翻译作品。早期最著名的中文期刊是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期有上海的《六合丛谈》、北京的《中西闻见录》，后期有上海的《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
第三，创办不同层次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有两个方面涉及译介活动，一是课程设置，大多数学校的课程中均有外语或翻译课。另外，由于中国没有其需要的教材，所以教会学校从西方教材编译了大量教材。
第四，传教士举办的医院和西医培训机构也是重要的翻译机构。虽然医生传教士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译书，但晚清时代他们的确译介了许多近代西方医学书籍，有的翻译书籍还转译到了日本。
第五，传教士编纂的各种双语字典和语法书也需要进行大量翻译。这些不仅涉及词语对译，也有许多单句和段落的翻译。
上述几种情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学”传播的渠道。可见所谓西学，其实就是翻译知识。新教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不仅内容广泛，包括史地、天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门类，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从1811年马礼逊翻译出版第一本书到戊戌变法前，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一直很活跃。
简而言之，晚清新教传教士面对中西在语言、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采取了直接布道和文化传播两活动方式，而他们进行文化布道的首要方式就是译介西方的科技、文化包括文学知识。
三、清末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影响
晚清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多声复义的复杂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的效果之一。
原本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与智力操练活动的翻译行为，在晚清民族与文化危机语境中被提升到政治策略的高度，而谈翻译、评翻译也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话语，既为真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所倡导与践行，也被投机钻营者所利用。两股力量合在一起，逐渐汇成一股潮流，到戊戌变法前后终于汹涌成巨浪，彻底摧毁了延续了数千年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模式，为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作了必要的思想上与智力上的铺垫。
从话语实践这个角度来检视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汉语译介活动，其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已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信息的单向流动与被动接受，译介活动的发起与接受消化两端都表现出十足的功利倾向。传教士通过译介活动引进新的知识与观念，针对中国的社会危机开出种种“疗病”的药方，甚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政外交，企图以此将中国改造成西方模式的基督教国家。
语言与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等民族精神内核有内在关联，而词语是语言最基本也是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恰如海德格尔所言：“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实际上，语言文学的变革往往是思想文化转变的先声，而传教士的译介活动的意义恰恰就在于通过引进新词语，从而引入新观念、新思想以及新文化，尽管这些“新”质中往往还残留着旧迹。从某种程度上说，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史，不过这里的“翻译”不仅指实际的语言文字转换，更是具有政治文化功能的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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