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得党在领导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权威下降的危机,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那么这一原则提出的背景就成为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背景;权威;邓小平;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3(C)-0025-02
时间回到1979年的3月末,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提议,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其包括了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中提到的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要点,这是加强党的领导合法性,重塑党的权威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能够行之有效的推行的根本保证。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背景无疑是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探讨的。
一、文化大革命的深思
如果把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所有负面的发展历史做一个排序,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将会被排入其中。十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是我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低潮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我们不能仅仅只认为是那十年动乱本身造成的巨大的损失,而更为可怕的是他所积累的若干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更是影响了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假设中国的发展能够从1957年直接跳入到1978年后的发展轨道,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更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历史经不起假设,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我们丧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发展的重要的黄金时机,而这一点是不能弥补的,我们党只有清醒的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教训,才能重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回溯历史本身,我们能够清楚的发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是党本身的领导出了问题:党内民主缺失,集体领导消弱,“一言堂”和偶像崇拜盛行,这就使得党本身权威力量大大的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个别领导的专断。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领导均出现了真空。十一届三中全会经常被我们称为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正是在这个转折中我们认识到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有着绝对权威的政党,或者说是一个必须从失败中从新站起来的必须加强绝对权威的政党,所以邓小平说:“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的错误,但是我们没一次都是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2]。
二、改革开放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政策均体现出党把工作的中心逐步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来的巨大决心。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的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3]
首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却又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未知的道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一切的前进只能靠着我们自己的摸索。其次,我们改革的基础很薄弱,没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基础,要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无疑是十分艰难的。第三,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的转型过程,在任何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会出现失利阶层和得利阶层,那么如何处理社会中这些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最后,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处理的不好都可能造成大环境的不稳定,而中国改革开放恰恰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大环境。
这些能够预知和不能够预知的问题都是困扰着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使改革开放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发展进程,使人民群众相信这种制度化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可以看见的实惠。这就如同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而经过了种种的磨难,在失败中不断成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人们所需要的的政党,也正是不断的自身建设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好改革开放的方向,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能够不断的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三、对外关系的变化
十年的内乱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内部的混乱,其所造成的衍生物更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所作出的一系列不明智的政策。其所带来的影响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所处的一种绝对不利的地位,中国的对外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人民群众能够看到的,这些对外政策的失败也使得党的领导权威出现明显的下降。
首先,中苏关系逐步恶化,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成为中苏进一步决裂的导火索,这次事件明显是极不明智,并且是可以避免的。“而这次中苏冲突引起了俄国人在军事上的过激反应,使此后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了主动权。”[4]其次,在对美关系上,60年代末,中国的宣传仍然是采取的是对美国极力否定态度,与美国的联系也仅限于做一些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有关的一些事情。并没有采取任何改善中美关系的举措,甚至一点暗示都没有。最后中国在对越南、日本、印度、北朝鲜等周边国家的政策上都有很大的失误。
不可否认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意识形态的蔓延,毛泽东的主观意识,以及党单方面的希望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的策略,党的第三世界政策一些既定方针仍是停留在口头,党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问题上。这些都是导致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巨大的失误,使得当时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出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中,形势十分的不利。而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党本身当时并没有坚持以往正确的选择。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党必须做出改变,做出正确的选择,并把这些正确的选择坚持下去,只有这样的党才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从邓小平在1980年初作的《目前的形式和任务》的讲话中说:“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5]这就为党在新时期领导下的对外事务中提出了新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下,我们的对外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党的这些新的政策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对外贸易得到积极发展,国家的外部环境显著改善,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根本保障。而这些成绩都是党的正确领导所带来的,而这种正确的领导也来源于党的权威力量的不断加强。所以新时期下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也成为了中国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的有力保障。
由此可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后续影响,对外政策的不明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得党的领导权威不断得以加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在不断的试错中开拓进取。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中共党史08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3]赛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
[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