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30年代，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期间，基于对传统士大夫教育的批判，通过研究教育理论和考察教育现实，提出了著名的“求生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主张教育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倡导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重。何思源“求生教育”思想的提出，深受近代中外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当前进行的素质教育和教育的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何思源；求生教育；士大夫教育；教育思想��
收稿日期：2007―10―25�
项目来源：本文是荷泽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何思源与山东教育近代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Y07LSO1�
作者简介：曹金祥（1967- ），男，汉族，山东省成武人, 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何思源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从1928年至1942年一直担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其任职的14年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际，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在大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教育理论研究，提出了极富时代特色的“求生教育”思想。�
一、何思源对传统士大夫教育的批判�
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洞察教育之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普遍认为“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近代化运动，经过辛亥革命的鼎故革新，虽然实现了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但传统的士大夫教育思想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教育发展的最大桎梏，致使“教育界呈露总崩溃的形势”，“于是整顿教育之声，高翔云表，弥漫全国”。在此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教育界掀起了一场革新教育的大讨论。在讨论中，何思源对士大夫教育的消极影响进行了重点剖析。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从而使传统教育带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大凡士子读书，无不以求官仕进为目的，不仅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
（一）传统士大夫教育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何思源认为，“中国一般人的教育观念，自孔子以来，即认为教育是造成统治人才的，即是士大夫的教育”，“以为学校毕业生不是一个官，也是一个绅士，所以农家为增光门庭，愿意送子弟入学”。但县城的学校不如省城，省城不如都城，都城不如最大的都会，所以农家往往卖地换钱供给子弟到都市就学,由此而导致人才和社会财富的城乡间流动，但这种流动是不对称的，“是向心式的一种流动，即由农村流入城市，由地方城市流入中心城市，由中心城市流向京城所在地”。“此种学校的都市化，是牺牲农村而发展都市,以变卖农田金钱充实都市”。这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士大夫教育造成了政治组织的解体�
何思源认为，封建社会的教育是限制性教育，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士大夫教育还不至于发生如何大的恶果。”但自清末改制以来，由于提倡普及教育，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在官本位思想支配下，学生毕业后纷纷云集到大城市去求官，但国家官位有限，很多人注定难遂心愿，“失官的既寻不到出路，于是不得不互相排挤，互相倾轧，因而分党分派，彼此斗争，以求取得政权，换一句话说，取得官做。中国二十余年来之国内战争即由此而生”。国内战火不止，兵戈不息，导致各类政治组织陷于崩溃，这是中国一味推广士大夫教育的必然结果。�
（三）传统士大夫教育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何思源认为，西方国家的都市化是工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可以便利农村，提高农村生活，而中国的都市化则是士大夫教育造成的，是吮吸农村的脂膏骨髓来滋养都市。在此过程中，“只有人为都市打算，没有人为农村打算”。士大夫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来自农村又不回归农村，造成乡间管理组织因人才缺失而薄弱，最终使乡间秩序紊乱，土匪猖獗。�
（四）传统士大夫教育完全违背了教育的本意�
何思源认为：“教育的本意即是使人不安于衣食住的简单低下的生活，而进入人生的高尚复杂的生活”。但在传统的士大夫教育体制下，学生“入学校的心理，是为的得文凭，能升学，最好是快得文凭，快能升学。把学校变成贩卖讲义的市场”。中学生为了升大学，希望大学越多越好，大学毕业生除做官外为了教中学，希望中学越多越好。中学生学的功课是为了升大学，大学生学的功课是为了教中学，如此往复循环，“把教育本身致成书面化,完全失去了教育的本意”。这种教育越是扩张和发展，越是脱离实际需要，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毫无益处。�
基于以上分析，何思源认为，要使农村经济实现复兴，国家政治走上正轨，社会秩序归于安宁，非从教育的改革开始不可，改革的根本原则就是“要把士大夫的教育改为求生的教育”。�
二、何思源求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何思源看来，所谓“求生教育”，主要是否定以培养官绅为目的的传统士大夫教育，发展以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生产、生活能力为目的的新式教育。大致说来，这种“求生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一）主张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
何思源是接受新式教育较早的知识分子，又长年留学欧美，对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明确指出：“改革中国现在之教育，已为国内教育界一致之呼声，其致力之方向，虽言人人殊，各有见地，而努力实施生产教育，则为公认之先决问题”。他认为“教育不是为的读书识字，乃是为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换言之，教育是工具，是方法，求生是目的，极而言之，读书识字本身没有用处，读书识字影响于受教育者本身之生活才有用处”。在他看来，教育本身具有双重目标，一是发展受教育者的生活能力，二是扩大受教育者的生活范围。欲达此目的，并最终克服传统士大夫教育给近代中国造成的社会危机，就必须打破“读书人不事生产，生产的人不必读书”的错误观念，实现教育与社会生产的紧密结合。�
（二）主张教育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何思源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贯穿其一生，更是其发展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1928年他赴山东省教育厅履任时，适逢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三年后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外敌入侵的加剧，使何思源深谙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在《民众周刊》上撰文指出:“‘九一八’以降，外而帝国主义加重其侵略，内而天灾人祸加重其压迫，国家地位愈加动摇，国民意识益复鄙陋，全国农村无不宣告破产，中华民族整个向下沉沦，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何思源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充分发挥教育部门训练民众、指导民众和涵育民众的作用，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众的爱国意识和基本生存素质，振奋民族精神。为此，他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教育行政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准备洗雪国耻的心―养成为国牺牲的精神；激发爱护国家的热忱；准备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中国国际地位平等”，要“严格施行军事训练，以作效忠国家、抵御外侮、涤雪国耻之准备”。�
中日矛盾激化后，何思源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积极强化反日爱国教育。他在全省举办各种训练班，督促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民众的抗日救国能力。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山东全境沦陷，在省直机关全部撤退的情况下，何思源身为一介文官，毅然投笔从戎，就任鲁北行署主任和游击总指挥，肩负起领导民众抗日救国的重任，在敌后坚持抗战五年之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教育求生、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
（三）主张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重�
何思源在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对社会教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英才教育，即培养维护巩固统治阶级利益的官吏，教育未能普及”。处在社会下层的一般民众因经济原因无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力，整体素质低下，生存能力孱弱。因此，何思源认为，要真正普及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必须同时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目的，在补助民众的知识，指导民众的生机，强大民众的体魄，确立社会文化的中心，培养民众优美的德性和感性。它的性质在政治上，可以为行政的匡导，政策的宣传。在社会上可以养成良好风俗，造成坚固的权威，齐民众的视听，弥补多方面的缺陷”。�
为了办好社会教育，何思源提出：必须“从最下层做起，从农民子弟之初级教育和农间的民众教育做起，使儿童及一般成人对于教育另具一种‘求生’的观念，这是小学教员根本挽救教育破产的责任”。因此，他要求小学教师利用农闲和晚上以办夜校的方式开展民众教育。此外，何思源还成立民众教育馆作为负责社会教育的专门机构，设立民众补习学校、识字处等业余教育场所，并特别注意与梁漱溟等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相结合，在山东广大地区进行社会教育的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效。�
三、何思源求生教育思想的现代意蕴�
（一）何思源关于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思想的现代启示�
近代以来，随着教育制度改革的快速发展和西方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中国传统教育日益受到世人的诟病和痛斥。在此背景下，“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把西方各种教育学说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的教育思潮”，这些教育思潮虽然各树一帜，但无不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其所体现的教育救国思想被政府当局所认可。何思源早年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并在美、德、法等国留学多年，回国后又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因此他深受新教育思潮的影响。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夙愿，创造性地提出了“求生教育”思想，把发展教育事业与抗日救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提高民众的爱国觉悟和培养民众的生存能力而达到救国济民的最终目的，适应了“教育对现代性和科学性的追求”，实现了教育目的和教育功能的科学定位，这对于我们今天推行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早在1928年，何思源在《〈山东教育月刊〉发刊词》中就指出：“教育是创造的、建设的活动。创造建设的教育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观念的注入，而是使受育者能从教育上取得了力量，去适应他的环境与时代”。我们今天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最根本之处就在于要根据环境与时代对人才的需要，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为此就必须做到教育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就此而言，认真分析何思源重视社会生产的“求生教育”思想，考量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历史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将不无裨益。�
（二）何思源教育救国思想的现代价值�
何思源早在山东省立六中读书期间，即深受王鸿一、丛禾生等前辈师长爱国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教育救国。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曾响亮喊出“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口号。执掌山东教育后，日本侵略的加剧，更激发了其教育救国的信念。抗战期间，他不仅在全省各类学校中大力推行反日爱国教育，而且面向社会，招收地方抗日武装，举办各种抗日培训班，为抗战大业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有生力量。�
何思源的教育救国思想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由于传统因素的积久影响，传统士大夫教育观念至今仍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根除，农村出身的学生要么不愿报考师范院校，要么大学毕业后迷恋城市生活，不愿回报农村。如此，既导致农村师资力量匮乏，基础教育落后，也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实际上，所有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从何思源的爱国教育思想中得到启发和指导。�
（三）何思源社会教育思想的现代借鉴�
“五四”前后，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平民教育思潮风行一时，陈独秀等人认为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就必须确保人民拥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各种权力，贯彻“唯民主义”的教育方针。何思源受平民教育思潮的影响，基于对农村破产境地的高度关注和期望国家独立的长远考虑，极力主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借助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发展面向农村的民众教育，从而实现基层政治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复苏，这一思想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形势下，党和政府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但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教育的大众化没有真正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大大拖延了农民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如何重视和解决好广大农民的社会教育问题，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与何思源所处的时代相比，当前农村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何思源从提高基层农民文化素质做起，以学校教育推动社会教育的做法，对我们仍然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A］.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三卷［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54.�
［2］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A］.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五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5.�
［3］鸣岐.整顿教育与考试制度［J］.独立评论，1933,(67).7.�
［4］何思源:士大夫教育之恶果及教育改造途径［A］.马亮宽.何思源文集:第二卷［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729、730、731.730、733.734.735.735.736、736.�
［5］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3.�
［6］何思源:什么是求生教育［A］.何兹全.一位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285.284.�
［7］何思源:中国教育危机的分析［A］.马亮宽.何思源文集:第二卷［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