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打工诗歌是打工者的心灵史、情感记和奋斗歌，打工诗歌为打工者立言。本文主要从写作和性质两个层面论述打工诗歌的精神内涵：打工诗歌是在生存中的现实性写作和具有群体性的底层写作，它孕育着一种精神，即苦难、坚韧、抗争、激情。
关键词： 打工诗歌 精神内涵 现实性 群体性
打工诗歌是中国社会，主要是城市生活的主体性书写，是中国现代性叙述的一个丰富细致的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展现了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打工诗歌是打工者的心灵史、情感记和奋斗歌，是他们失意彷徨之际精神上的支撑。打工诗歌为打工者立言。打工诗歌是在生存中的现实性写作，又是具有群体性的底层写作，它孕育着一种精神，即打工精神：苦难、坚韧、抗争、激情。在此，笔者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论述。
一、打工诗歌是在生存中的一种现实性写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真实性）
1.时代背景。
在中国的户籍制度背景下，成千上万涌入城市并长期滞留在发达城市的外来人口，在现行政策和体制下，很难完全取得城市居民的正式“身份”。他们居住、生活、就业在城市，但是却仍未被城市完全接纳，无法充分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我国发达城市中的一个十分特殊且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打工族。这种社会背景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边缘人的心态。他们最期盼的是并不丰厚的工资能按时发放，合理休息的权利能得到基本的尊重。于是在庞大的打工族群中有一批怀着青春、理想、激情的诗人在上述的氛围里通过完全是“民间”的写作“立言”。
2.打工诗歌是在生存中的写作，是一种反映现实的真实写作。
打工诗歌来自打工诗人的生存现场。它是一个充满喧闹声响却又麻木不仁的现场，不是理想生活的温柔乡，有时更像是一个危险的泥淖和陷阱，一个残酷无情的生死擂台。［１］打工诗人的生存体验与长期的压抑、忍耐、生存的焦虑以及都市的歧视和故土的疏离，给诗歌带来了活力和书写内容。打工者通过诗歌书写自己的悲欢人生。正如张未民在《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或者‘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又如柳冬妩所认为的，读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强烈感觉到一种“精神磁场”的存在：漂泊不定，失业恐慌，生存挤压，崇高与卑微，尊严与耻辱，憧憬与幻灭，忍耐与愤恨，痛苦与伤悲，歧视，恐惧，屈从，挣扎，怜悯，反叛，焦灼，内心的自我抗争等。这是“在生存中写作”所具有的鲜明特征。“在生存中写作”，强调写作和生存呈胶着互生状态，更质感地向我们传递了生活的真实，是关于生存的切肤的体验与呈现。“打工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见证之一，它反映现实生活，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内心的真实与写作的真实。
（1）打工诗歌让我们窥见了一个被忽视的打工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
贯注在打工诗歌中的故事与情感，是打工诗人的现实生活经历和内心所拥有的最真实的感受。正如：
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 当作陷阱 当作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二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我见到的打工 是一个错别字/像我的误写 它支配着我一个内陆的女子/将青春和激情扔下 背负愤怒和伤口回去/但是我仍在夜的灯光里写着/打工 打工 并不沉重也不轻松的词/打工这个谬称 让生命充满沧桑的词/打工者是我他你或者应该如被本地人/唤着捞仔捞妹一样带着梦境和眺望/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 也是某个女工的叹息/没人倾听安慰 它是遗失路边的硬币/让我充满了遐想 打工这个词/ 是苦是甜是累是酸或者是我在/这个难得的假日黄昏写下的一截诗句/……透过夜班的女工的眼睛打工这个词充满艰辛/ 在失业者的嘴里打工这个词充满饥饿/当我们转过身去打工这个词充满回忆和惆怅/我不断地在纸上写着 打工打工打工/我的笔尖像一颗微亮的星辰照着白天的伤口/夜晚的乡愁 添加着我们的记忆/亲情 它里面交叉着重叠着百味/它在我身体里安置了故乡的灯火/……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个词我必须把自己/浸在没有休息日的加班 确切地体味/上班十五个小时的滋味准确地估算/自己的劳动价值精确地/握住青春折旧费……（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郑小琼，一个来自南方有着梦想和激情的、在“生存中写作”的打工妹，她以诗歌的形式来述说自身以及众多打工者的生存状况和真实心态，寻找其生存的价值。此诗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从打工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血与泪、梦想与叹息，让人感到沧桑、心酸、沉重和伤痛。
城乡的二元矛盾使多数打工诗人及打工者感到自己是城市的边缘人，打工诗人通过诗歌对现实予以揭示并展开怀疑和追问，这是他们现实的生存境遇，也是其内心的沉痛和冲突所在。于是，打工诗人写下：
朋友们，写下这个题目我就后悔了/我将被自己以及这个标题误导/这是个极具有象征和强烈抒情味的标题/现在我怎样面对汽车和尘土抒情呢？/我又能赋予城市和乡村什么意蕴呢？/譬如说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深圳/我出生地方湖南省的罗渡村/不错，它们之间的确有条线，很长或很宽/但那是条看不见的线，是空洞的，即使千万条/很多次我从出生的小村子奔到深圳/很多次我又从深圳回到我的小村子/朋友们，你能告诉我我走在一条什么样的线上？/你能告诉我在这条线上我都看到了什么？/朋友们，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想打瞌睡（谢湘南《走在城市与乡村的线上》）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制的阴影下，诗人以特有的诗性方式，揭示了农民工生存和内心的真实状态，表达了一种边缘人的苦闷、孤独与落寞，同时提出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农民背井离乡后却最终无法与城市兼容等社会学问题的思考。
（2）打工诗歌反映了一种写作的真实
大多数打工诗歌都是打工者在打工之余，在床板上或狭窄且充满汗臭味的工棚里或在流水线旁为发泄内心的不平、苦闷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冀而作的诗歌。
十年前来东莞的何真宗，最初是工厂里的一名小工，每天在流水线上忙碌。尽管生活和环境的压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创作热情却时时在躯体内涌动。很多打工青年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随处流浪，积攒生活体验，白天加班加点工作，晚上挑灯夜战，写作不断。如诗歌所反映的：“打工的人/生活中越磨越亮的镰刀/再艰辛的路/再漫长的人生/也能被他/一点一点地割倒。”（何真宗《打工的人》）
（3）打工诗歌是一种来自现实生活的带有日常经验的写作
吴思敬教授在《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文章中这样谈道：“世纪初的新诗，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表现为消解深度与重建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２］打工诗歌正顺应新诗的发展，是一种来自现实生活的带有日常经验的写作。
说出来你们不要笑话我/我总是将吃饭用的/饭勺随身带着/在车间在宿舍/或者在工业区的某条马路上/这吃饭用的工具/五寸多长帮助我/将碗里的饭菜送进嘴里/想想前段日子/当我匆匆地下班/饭盆里的勺子总是不翼而飞/它也许被粗心的清洁工/冲洗进了下水道/也许是某位工友出于好心/将我饭盆里面黄肌瘦的勺子/带进了他的幸福生活/我不能屡次失去/一块钱一把的饭勺/将它装进贴身的裤袋里/跟随着我/饱一餐饿一餐。（张守刚《裤袋里的饭勺》）
诗人以我手写我口，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打工世界，描摹打工者们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此诗不仅是诗人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具体事件的表述，而且是对在此种生活和事件中的际遇及处境的审视和内省。这表明，打工诗人的写作是一种带有经验性的诗歌写作，而这种经验正是来自于日常打工生活。
二、打工诗歌是底层写作，具有群体性
伴随着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转型与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层与新的文化，即底层和反映底层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的打工诗歌。当代打工诗人出生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在现代化的城市生产环境中又处于都市社会的底层。他们写作的对象也是出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打工者是底层大众，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使中国当代诗歌出现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打工诗歌正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诗人们以一种鲜明的民间立场，以悲悯情怀，书写当代中国底层民众（这里专指打工者）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生命情怀、血泪与痛苦、挣扎与无奈，展示这一阶层的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坚守与人格的裂变，表达底层民众抗争的声音。“打工诗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底层写作。它以浓重的原生态色彩完成了当下城市底层真实的文学表述”。［３］打工诗歌既显示出了可贵的人道主义光芒，同时又渗透着对现实关照的平民关怀底蕴，打工诗人们正在以他们担当责任与抱有良心的笔触书写中国当下一部底层人物的苦难史、心灵史。《打工诗人》报的编委李明亮认为：“打工诗歌是底层文学的杰出代表。打工诗歌出自打工者之手，写打工人，写打工事，揭示生存空间和生活境遇的本来面目，其独特的个人体验读来让人震撼。”曾有几位打工诗人说：“伫立于中国这块打工者热血涌动的土地，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时时激荡着我们的内心：千百万打工者背井离乡，以汗水泪水血水，以青春生命，在屈辱中抗争，在绝望中梦想，在迷茫中求索，谱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打工时代。拥有打工和写作双重身份的我们，有理由记录下这段历史，让同时代和后来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个身处社会边缘的群体。”
1.打工诗歌折射底层打工者的苦难，表达诗人的悲悯与关怀。
打工诗歌以一种赤裸裸的触目惊心的原生态风格呈现在我们面前，字里行间涌动着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和人文关怀。如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罗德远的《蚯蚓兄弟》、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等，这一首首生动的诗歌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表达出艰难、痛苦、悲哀还有那份坚韧的希望、顽强的生存、艰难的悲壮与豪情。［４］
打工诗歌中有数篇反复出现“疼痛”、“断指”的情节，这正是残酷现实的折射也是诗人对因打工受难者们的深切悲悯与同情。如许强的《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彭易亮的《第九位兄弟断指之后》等。许多打工者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遭受“断指”、“工伤”、“疼痛”，甚至“死亡”，却无人理会，他们的伤痛微不足道。这疼痛使他们刻骨铭心，激发他们不断思考，寻求生存的意义。于是打工诗人以诗立言，如郑小琼一直在写，“我在黑夜里写下路灯、街道和一个四处奔波的外乡人/我在黑夜里写下制衣厂的女工和她们命运中的咳嗽/我在黑夜里写下五金厂的炉火以及一截让机器吞掉的手指”（郑小琼《我写着》）。这纯粹的文字见证了底层打工生活的苦难和血泪，并传达了一种深远的悲悯与关怀。
打工者渴望真正地融入城市却被城市排斥，希望和失望像城市的霓虹灯一样在打工者的脸上变幻闪烁。他们产生深深的孤独感。打工诗人将底层打工者因遭受苦难而带来的孤独用诗歌的形式予以展现。如：
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从汽车车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我看到我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比/从查暂住证的吆喝声中，我才知道/在普通话的语境里/方言显得多么无力//此刻，在别人的花园里/我写着这首让人费解的诗/这美丽的景色不是我的/但此刻的心情是我的//这一刻，有一个句子/出现在我的诗里/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写到过的/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地踌躇/这让我莫名地悲伤的句子――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郁金《狗一样生活》）。
2.打工诗歌是群体的表达。
打工文学作家周崇贤说：“打工文学的崛起在于它的群体性。我们是一个整体。打工诗歌的启示在于：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群体的命运。平时，打工者可能是一盘散沙，到时就是铁板一块，具有震撼力。”而打工诗歌正是群体的表达。在打工诗歌里，“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其群体命运得到呈现：
在春夏之交的时候/迎春花开遍了山冈/在通往北京的铁路线旁/有一群民工正走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的穿着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的穿着短袄，有的穿着汗衫/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女人们都默默地低着头跟在男人的后边/只有那些孩子们是快乐的/他们高兴地追赶着火车/他们幸福地敲打着铁轨/仿佛这列火车是他们的/仿佛他们要坐着火车去北京（辰水：《春夏之交的民工》）
这首诗形象而真实地展示了沉重、受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诗人捕捉的是一群民工沿着铁路行走的片断。在行走的路上，大人们被着力刻画的是行走和沉默，只有孩子们不谙世事地幸福地追赶着。这种行走的归宿可能是虚空的，是生活无着和前途未卜，而孩子们却尚不知晓，这是一种何等的沉重和悲凉。他们窘迫、漂泊、流浪、无奈。这首诗是“沉默的大多数”微弱的反抗。
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铁栏与我们构不成秩序/涨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陌生的面孔一闪而过/幻想如一些红红绿绿的气球/那么容易嘭地一声/破碎/我们的脸都很憔悴/踮起的脚跟起起伏伏/转过身去并不意味着撤退/……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移动的脚不得不小心翼翼/生命的岔路上总生出某种开始某种结局（柳冬妩《盲流》）
这首诗揭示了打工族在真实的历史境遇中的生存症状和无家可归的彷徨，那些命定要体验打工生活的人一直都在用各种各样的自慰减弱那令人沮丧的感受。
综上所述，打工诗歌是在生存中的一种现实性写作，也是具有群体性的底层写作。它记录了一个特殊时代，抒发了打工者的情感，反映了打工者的生活际遇与心灵诉求，折射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打工者的苦难辛酸历程，隐含着诗人悲悯博大的对人生磨难的关爱和孜孜的精神追索，成为打工者在疲惫的劳作之后慰藉心灵的一个精神家园，为打工者立言。“打工诗歌”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柳冬妩.在生存中写作：“打工诗歌的精神际遇”［J］.文艺争鸣・评论，2005.6.
［2］吴思敬.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J］.文学评论，2005，（5）.
［3］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200.
［4］龚奎林.打工诗歌：底层述写的缘由与意义［J］.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专题笔谈，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