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苏联顾问被驱逐，革命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究其原因，就客观方面而言，大革命失败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的产物，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动的阶级本质的必然体现，而作为中共的直接领导者――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也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一、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妥协之表现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阴谋手段调动军队，宣布广州戒严，包围了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的住宅，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时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对蒋介石的阴谋实行反击，但是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害怕反击会造成分裂而不同意组织反击。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广州的顾问讨论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认为事件的主观原因是某些苏联工作人员和中共党员的左倾错误，极力检查顾问们在哪些地方触犯了蒋介石等人的利益，指责中国共产党只知扩充自己的势力，“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造成了这一事件。当时正在广州的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一面指责对“中山舰事件”准备反击的中共广东组织偏重军事工作、有宗派主义倾向，要他们切实帮助国民党；一面同蒋介石会谈，表示继续同他合作，并接受蒋的要求，撤销了同蒋介石关系紧张的苏联军事顾问职务，让其回国。共产国际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蒋介石完全控制了第一军，实际控制了广东的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从苏联回到广州的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确定的保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同蒋介石会谈，完全答应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要求，以限制共产党活动来换取蒋介石反对国民党老右派。这在客观上支持、纵容了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于是，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打击共产党、争夺党权的《整理党务案》。尽管中共很多同志坚决反对，但由于鲍罗廷、陈独秀等人的退让，（据蒋介石本人回忆：“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的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该提案被通过。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军人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控制了全部军权和部分党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曾有许多迹象暴露。对蒋的举动，陈独秀有所察觉，在3月25日党中央上海召开特委会上，陈独秀提醒大家：“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然而，共产国际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特别指示中共：隐藏武器，不与蒋介石冲突。
二、共产国际错误之分析
（一）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主要从苏联利益出发。
苏联在当时共产国际中处于特殊的支配地位，共产国际实际是在执行苏联的政策。上世纪20年代，新生的苏俄政权为了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迫切需要寻求邻国中国的支持，以求得在东方达到与帝国主义抗衡的目的，借以维护新生的苏俄政权，于是他们就推行了东方战略计划。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就是保卫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实行利己主义的对华方针。1924年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与欧、亚、拉美1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苏共中央认为中国南方也要维持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斯大林要求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并极力避免刺激国民党。妥协退让正是苏联对国民党的既定政策。
（二）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作用。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共产国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当支持国民党领导国民运动。6月，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此后，马林多次强调：“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
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便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武装，培养军事干部。但他们始终没有提出建立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1924年冬，鲍罗廷提出为发展国民革命的军事力量，要在广东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当时，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鲍罗廷认为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中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的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至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已发展到57967人，比国共合作建立前的党员人数420人多出100多倍，而且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而国民党集团的核心力量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已逐步向反革命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势下，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包括鲍罗廷）仍然坚持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再次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因此，会上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而纳入国际，并且任命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共产国际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缺乏认识，从而导致在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和判断上的右倾错误观点。
（三）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各国共产党所属支部及它的党员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并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决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议和主要领导人的任命都必须经它的批准。此外，各国共产党还必须遵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后称特派员）的指导。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影响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共产国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
由上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包惠曾.回忆马林.
［2］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周恩来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