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震云的写实小说一直以关注底层民众现实人生的生存悖谬和精神困境著称，本文从其作品的反讽叙事入手，重点分析其情节的反讽叙事手法对整体风格的影响，并阐述其作品对现实生活存在的无意义的消解与散发出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反讽 存在 幽默
1.反讽中的叙述圈套
法国的新小说家布托尔认为：“叙述是一种整理经验，把握世界的方式，现实被叙述形式加以整理和简化，按一定原则固定下来，因而叙述的方式总是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方式相适应。”［１］我赞同这一观点，小说的叙事模式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创作方法，而更应该是人类把握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可以看出，一直以来，和作者的主体的精神逃亡相一致，刘震云的叙事也跟着调整和嬗变。从早期的单一的“感情零度投入”以“他在着”的身份书写，到目前的成熟了多种叙事的交汇与融合的方式，刘震云带着他的反讽一路拼杀至今。
刘震云的话语层面的反讽无处不在，夸大的陈述，正话反说，戏谑调侃等等技巧，都被刘震云用得恰到好处，其新作《我叫刘跃进》也不例外，其中的连珠妙语也比比皆是，如：“这是严格第一次陪贾主任撒尿。不撒不知道，一撒吓一跳。也是憋久了，贾主任尿线之粗，对草地冲击之重，尿味之臊，之浑浊；一闻就是老男人的尿；但又不同一般老男人的尿；它弥漫之有力，之毫无禁忌，让严格感到，贾主任温和之下，不但藏有杀气，似乎还有第三种力量。通过一泡尿，严格明白自己还嫩，不是贾主任的对手。……”［２］“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儿倒更小了。心眼儿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３］
但是相较而言，更吸引人的是《我叫刘跃进》的情节的反讽，他的使用一系列错位的事件构成一连串的反讽情节，从而达到作品整体的反讽的目的。种种的突发事件使得人物的身心已不再统一，人物悲剧性命运的远因近源已失去惯常的因果链接和逻辑联系。刘震云抓住这一系列偶然性的事件揭示了主人公的遭遇，聚焦放大的是丑陋的悖乎理性与人性的不寻常景观。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做刘跃进的工地厨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得圈圈绕绕，读者要画个“人物关系图”，才能看清纷纷扰扰的刘跃进的世界。本来一个寻找和被寻找的简单过程，却被不停地打断又接上：这个叫做刘跃进的河南厨子给自己的老乡任保良打工，一次吹牛，使得他丢了一个包，包里装着他全部财产：4100块钱还有他的离婚证，要命的是，发黑的证里有一张欠条，是拐走他老婆的身为“太平洋酿酒公司”老板的小学同学李更生给他打的条，而刘跃进在找包时，虽找到了偷他包的人――青面兽杨志，却得知自己的包被杨志弄丢了，不幸的是刘跃进意外地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装有一个U盘，牵涉到另一生活圈的几条人命，各种各样的人又开始找刘跃进。在我看来，刘跃进是不幸的，像阿Q一样，他面对着很多人生的困难：老婆被拐走了，没有钱，由于酒后调戏妇女欠下调解人韩胜利三千六百块钱，自己还是追债人的同时被别人追着债，想恋爱，可他喜欢的理发店老板马曼丽又不搭理他，儿子刘鹏举不长进，伙同不三不四的女友麦当娜拿走了他捡的那个包：包里的U盘记录着身为“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老总严格用钱和性贿赂上层官员贾主任的过程，一切的种种都鬼使神差地与一个叫刘跃进的民工搭上了：……用刘震云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只羊顶翻了一群狼，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掌控。作者希望通过故事的叙述，借助这一故事来宣喻某种真理，即通过生存的表象来揭示事物本质。他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在讲述这个玩笑，这个人在追逐与被追逐中的困境的玩笑。这种独特的“刘式幽默”，是黑色的，深藏在作品的整体和每一个细节中。作者正是希望通过一个个的叙述的圈套来揭示他笔下人物“无根的漂泊”状态。“这个世界，任何人都是输者。”刘震云告诉我们。［４］我们都能透过这些扑朔迷离的现代或是后现代的技术迷宫，看到的是刘震云轻佻后面的沉重，戏耍后面的泣血。通过小说叙事的精心设计，让我们不禁疑惑：到底谁是羊，谁又是狼？刘震云多次重复叙述丢包、找包的过程，出于“这种重复旨在通过多次叙述以造成事件的多样性和风格的丰富性，增加阅读的难度，调动读者的参与的积极性”。正是在这种重复叙事中，各类人物由于所处位置不同，观察角度各异，因而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尽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看法。刘跃进找自己的包是为了自己那六万块的欠条，本是受害者的他得知U盘的“身价”后，却又决定敲“狼”一笔；由于投资大亏本的严格，已经身处“羊”的地位，为了挽回自己的公司，不惜以U盘要挟贾主任，露出“狼”的狡猾，却发现自己老婆一直伙同自己的亲信副经理留了录像备份，私藏公司财产，不禁意识到身边连老婆都是“狼”时的寒冷。这些人让我们认识到“当瓦解了诗性，瓦解了英雄，人的主体性光晕全部消失之后，小写的人实际上并不轻松。他们一无所有，赤身裸体地被抛入世俗的大地上，他们不仅要承担‘上帝之死’所蜂拥而至的虚无的围困，而且必须承担‘人之死’所带来的更加荒谬的现实。”［５］
小说中的人物仿佛都落入到了反讽型的环境中，从叙事学角度而言：“最深刻的表现是环境对人物的嘲弄，一项轰轰烈烈的事业原来不过是一场闹剧，一片令人神往的圣土原来污浊不堪，人物因此而被抛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６］而正像作者自己所言的：“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正是通过这一消解，作者释放了自己内心的沉重。
2.虚无人生的调侃消解
青年评论家摩罗曾用“中国生活”这样的“术语”来评价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在屈指可数的一批优秀作家中，刘震云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对中国生活的最痛彻的体悟，最深刻的洞悉，以及对其体悟和洞悉的外具谐谑效果，内具屈辱意蕴的艺术表现。”［７］刘震云被摩罗誉为“中国生活的批评家”，是因为他最大程度地表达了“中国式的痛苦”和“对当代人生的苦思冥想”。
现实生活存在的悲剧和无意义是刘震云的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对存在的揭示和勘探中，刘震云的精神在不断地突围和逃亡，他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作者自己都有着难以逃脱的宿命。
谈《我叫刘跃进》，不可抛开早期的刘震云的小说创作。这些小说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处境、生存境遇、精神状态等人的存在图景。如《单位》、《一地鸡毛》等虽还没有进入更深的精神领域描绘，但是刘震云的平民姿态和平民视角以及对乡村生存现状的关注，同情的立场已经初露端倪，这种道德激情他延续了下来，继续对人的信念的毁灭，理想的变异和人的存在的非理性大胆地彰显。在《一地鸡毛》中，刘震云借小林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生存哲学和关系哲学的深刻体认：“世界说起来是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是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是身边周围那么多人，相互琢磨的也就是那么几人，任何人也不例外……”［８］《我叫刘跃进》延续了这一对人与人复杂关系的严肃思考：从艺术的高度体现了对当前社会潜在危机的担忧，对像刘跃进，杨志，这样的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怀，体现了黑色幽默中掩饰不住的社会责任和道义。
3.结语
他将镜头直接瞄准了底层农民工：艰难的讨薪、权钱的交易、权色的交易、黑社会集团、偷盗团伙、反腐问题的力度……，随着这些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可闻的事例的穿插，我们为刘跃进的命运而担心，为他受到的不公平抱不平，为他耍的小聪明而发笑，进而深深思考城市圈子和农村圈子之间的沟壑，市场经济下涌动的黑色暗流等深层次的问题，甚至最后，刘震云们还不忘用河南式的幽默忽悠我们一下，留下一个“孙悟空”的背影，让我们在他们所扎的故事框架里继续琢磨下去：刘跃进怎么办？正像“一滴水珠能够反射太阳的光辉”一样，一个小人物也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的生存状况、人文状态和价值观念。应该说，像刘震云过去塑造的“小林”一样，刘跃进这个小人物身上，有着我们太多的影子，如自负、懦弱、虚张声势、爱沾便宜、小聪明、小市民意识。这类小人物，人们司空见惯的草根却实现了自我救赎，寄托了作家一直以来的对个体的人文关怀。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作家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
参考文献：
［1］布托尔.作为探索的小说［M］.见柳鸣凤主编《新派研究》.
［2］［3］刘震云.我叫刘跃进［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4］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第127页.
［6］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7］摩罗.中国生活的批评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
［8］刘震云.《一地鸡毛》文集［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