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悖论
近些年来，尤其在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重庆经验”）和“乌有之乡”之类左派（左翼）网站中，文革幽灵重现。这引起了人们对文革的重思。而今，文革爆发将近半个世纪，它的结束也近四十年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从未停止。早在八十年代，中共就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给文革下了定论。《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决议》对文革的定论，支配着官方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全盘否定文革是改革的必要前提。因此，人们也是以改革的成败来判断文革的是非。三十年来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举世所公认，但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如腐败、两极分化等，也为世人所诟病。中国民间社会因此被撕裂为左右两派。其中的一个界限是对文革的态度。右派主张彻底否定文革，左派反对全盘否定文革。但文革与改革势同水火，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文革路线，势必否定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之亦然。这是中共领导者们所深知的。因此，在中国大陆，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文革研究不是一个纯粹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敏感政治问题。“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在西方。”这一句话说明，文革研究只有在完成政治脱敏后，才能确保学术中立。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革命的逻辑来考察文革的历史，其核心观点是：文化革命是革命的完整版和最高版；文革是一个合乎革命逻辑的历史进程；文革的荒诞现象映射革命的悖论本质，反映在语言、心理、社会三个基本层面上，文革历程充满了矛盾、两难和悖论；只有消解通往文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才能最终走出文革。
一、革命的完整版和最高版
我们所谓革命，是指一种群众性的、暴力式的历史运动。革命是既古老又现代的历史现象。在中国就有所谓“汤武革命”，商汤王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这种改朝换代“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就是顺乎天道又应乎人心，也就是说，革命无论诉诸于群众，还是诉诸于暴力，或者改变政权，必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否则不能称为革命，它们或是动乱、暴乱、叛乱，或是政变，不能僭用革命名义。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讨论了革命现象，他们似乎将任何一种改变政权的运动称为革命，无论这种运动合法与否、正当与否。
在类比意义上，与量变、渐变相区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进程中的质变、突变就有革命意义，譬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生态革命等等。但是，在真正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谓革命仅仅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四种基本形态，不指其他形态。有人将四种基本形态比喻为革命1.0版、2.0版、3.0版、4.0版，说明它们之间在广度、深度、烈度上是一个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相比而言，低版本的革命期望低，代价低，风险小，高版本的革命期望高，代价高，风险大。
在世界历史上，1640年的英国革命是政治革命，革命所确立的共和制度为克伦威尔个人军事独裁所取代，而又经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建立议会君主立宪制度，实现现代国家转型；1776年的美国革命既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美国革命几乎是一次成功的，确立联邦共和立宪制度，几乎没有反复（除了美国内战——南北战争之外）；1789年的法国革命既是政治革命，更是社会革命。革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依次为吉伦特派的共和、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热月党人统治和拿破仑个人军事独裁所取代，而又经历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建立等等反复，历经五次共和、三次帝国，其间多次革命、政变、复辟，最终建立共和制度。
在这些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才是大革命，其他革命都是小革命。张灏指出：“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2]在《论革命》一书中，阿伦特比较了两种革命的差异：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它限于政治革命目标，以“构建自由”和进入“新秩序的时代”为两大“立国”原则，而法国革命的失败则在于它偏移政治革命目标，力图解决“社会问题”和“追求幸福”。[3]这就是说，小革命易于成功，大革命易于失败。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都是大革命亦即社会革命。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一样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无产阶级革命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在俄国，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小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大革命）；在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小革命），1919-1949年的革命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革命）。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通常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替代形态。换句话说，只要革命任务没有完成，革命就会不断升级：从小革命到大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分，在恩格斯看来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消灭阶级特权，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阶级本身；资产阶级革命是实现法律上的平等亦即形式上的平等，消灭等级制度，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亦即事实上的平等，消灭阶级制度。[4]法国革命动员了广大第三等级的全体成员（工人、城市平民和农民）起来反对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的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则动员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动员农民反对地主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无论表现为西方的工人革命，还是表现为东方的农民革命——兼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特征，既是革命的完整形态，也是革命的最高形态：首先，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偶然地具有民族革命形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然地具有民族革命形态。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先进的压迫民族中进行的，资产阶级只要进行政治革命就足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通常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中进行，无产阶级则要同时进行民族革命，相比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强大，被压迫民族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强大。其次，无产阶级革命不限于政治革命，它必须是一场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它不限于通过革命方式改变政权，还必须通过革命方式改变整个社会结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法国革命达到了社会革命的高度，其他革命停留于政治革命的水平。最后，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必须是一场文化革命。大革命与小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必须进行最广泛、深入和持久的社会动员，这就必须冲击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灌输新的革命意识形态。在这一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是大革命或社会革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新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来代替旧的私有制（封建所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消灭私有制”，“建立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亦即“社会所有制”。两种社会革命要求两种文化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这句在文革中被广泛引用的语录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比资本主义革命更彻底的社会革命，因而也是更彻底的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