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争哲学”到构建“和谐社会”：中共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摘 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要重视执政理念建设。执政理念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表明，党能不能执好政，关键在于共产党有没有执政的本领，而执政的本领只有通过执政理念的正确引导才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斗争哲学”和构建“和谐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占据着不同地位。“斗争哲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斗争哲学”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变具有现实合理性和紧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关键词］ 斗争哲学 和谐社会 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指导执政实践的一套理论系统。它是关于执政理想、执政准则和执政思路的理性认识。”①执政理念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表明，党能不能执好政，关键在于共产党有没有执政的本领，而执政的本领只有通过执政理念的正确引导才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86年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时期，“斗争哲学”和构建“和谐社会”在我们党的政治哲学中占据着不同地位。“斗争哲学”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长时期内曾是中国共产党人用以指导革命的思想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首先从理念上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取得了巨大进展。特别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探讨从“斗争哲学”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变的紧迫性和现实合理性,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领导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深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特点来看,还是从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来讲,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都必须采取“斗争”的理念来看待问题和处理矛盾,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
1．“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近代中国国情是“斗争哲学”产生的历史根据。
列宁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客观现实，指出帝国主义阶段存在着三大矛盾，即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必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而战争必将引起革命。基于这一判断，列宁提出了关于时代主题的理论，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欧亚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表明了列宁关于时代主题论断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时代主题的理论。他多次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②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武装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最高形式，这是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③
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外国不同，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無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强大的敌人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由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战略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农村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难在它是一条新路，不是传统的路，不是俄国革命已经走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④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这条道路，经历了24年的曲折历程，其间克服了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实际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引导中国人民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既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打败了日、美帝国主义；既打过世界上最成功的游击战，也打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规战。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实践证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⑤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它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⑥应该说，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意义，并不限于军事方面。我们应从他的武装斗争思想中更多地学习实际政策的深意、实事求是的精神、高瞻远瞩的气魄、依靠群众的立场。这些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2．“斗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民主革命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
从192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8年中,曾经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国共双方也曾经共同携手为反帝反封建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作为当时的国民党基本上没有把中共视为合法的政党,也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当成真正的朋友,即使在“合作”的过程中也经常进行打压、排挤,有时甚至进行残酷迫害,几度使中国共产党濒临绝境。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万6千多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遽减少到1万多人”。⑦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