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创性统战工作的历史贡献
[摘要]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红岩村、曾家岩等地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创新、统一战线工作创新、多党合作实践创新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是西柏坡“五一号召”的提出及七届二中全会对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升华的基础，是红岩精神对西柏坡精神的重大贡献，是红岩村到西柏坡、“五一号召”提出到多党合作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必然历史逻辑结果。
[关键词]南方局 红岩村统一战线“五一号召”西柏坡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03（2018）05-0068-06
为适应革命新形势和全国抗战的需要，在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民主革命的战略、路线和方针政策，胜利地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党的革命战略、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作出了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决定，明确并加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权威，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政策，统一了全党政治、思想、组织和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群众统战工作结合起来，构建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使党的方针政策通过统一战线得到了深化和升华，使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根本职能得到极大体现。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多党合作实践创新以及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五一号召”的提出及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制度初步确立、统一战线理论丰富发展和升华的基础，是南方局开创性统战工作对西柏坡精神的重大贡献，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随之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历史逻辑结果。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开创性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对外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办”）的名义办公，主要领导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上海福建及港澳和海外等地中共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还成立了若干个特殊支部，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辖下成立了西南工委和南方工委。“皖南事变”使中共中央认识到，必须把上层统战与中下层统战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各阶层群众起来抗战，中國才有战胜日寇的希望，才能实现抗战胜利、和平民主建国。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这一指示，加强对干部的党性、理想信念、工作能力的教育、锻炼和培养，打造了一支专业化的统战干部队伍，开展了全方位的社会统战工作，既坚持国共合作，又有针对性地策略性地分化国民党，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进步分子团结起来，孤立顽固派;既联系团结其他中间势力、中间抗日党派，又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构建起了大统战格局。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条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影响干扰的情况和环境下，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新局面，他们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1]浇铸成了彪炳史册的红岩精神这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永远值得世代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南方局在重庆时期的开创性统战工作，胡乔木曾如此评价：“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国民党区域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2]（P341）南方局的开创性统战工作和多党合作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锻炼并壮大了党的队伍和革命力量。许多进步青年和学生、各阶层群众在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的品格、魅力、风格、模范工作影响下纷纷奔向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战场或开赴抗日前线，不少中间党派成员也是如此。因此，中共党员在抗战前夕不足5万人，军队不到3万人，解放区（边区）人口不足500万，到抗战胜利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20万，人民军队超过120万，民兵220万，辖区人口超过1亿[3]（P338）。
第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及其他共产党人同国统区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其间通过与国民党艰难的谈判，特别是通过重庆谈判，为民主党派争取了合法的政治法律地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大力支持和帮助民盟等民主党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与之形成了良好的协调配合和合作关系;促进了以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等为主要民主力量的集聚、重组和发展壮大，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坚持抗日、倡导和平民主建国、反专制独裁等方面发挥了其作为国共之外的重要政治力量的重大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及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掌控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对“文协”的领导和与自然科学界、科技界的团结。“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事实教育中间党派、疏散抢救大量进步文化人士。从香港沦陷区营救和转移时，数百位文化文艺界知名人士、民主党派领导成员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人朋友和国际友人[4]（P245-248），以各种方式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促进和加强了与科教、文化文艺界的大联合大团结，为抗战胜利后新的民主党派及民主力量的聚集铺平了道路，大大增强了大后方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步力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关系不断增强的新的重要同盟力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多党合作进一步拓展夯实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同时为唤醒、团结、教育和动员国统区民众坚持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