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促进作用
内容摘要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成果。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共产国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为共产国际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和实践依据;共产国际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又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组织保障。弄清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与共产国际“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思想的辩证关系,对科学认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公正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国际 城市中心 农村中心
作者 张喜德,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发生策略指导的转变,即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指导问题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始终坚持“城市中心”,没有发生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本文仅就这一问题,根据现有资料试做一探讨。
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形成的原因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一是共产国际对“城市中心”策略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沉痛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联合国民党转变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由忽视农民土地问题转变到把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召开的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这一次策略转变的重要里程碑。但八七会议由于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造成的复仇心理,由于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趋低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之高涨,“不但在近期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八七会议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在制定暴动计划时,把目标放在夺取大城市上,如长沙、武汉、南昌、广州。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策略开始在中国移植。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终于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其突出特征,就是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策略。这一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2年以前,被屠杀革命群众至少在100万人以上,而1928年1~8月就达10万人,1928~1930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剩下1万人左右,它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也只有7万人左右。[1]
中国革命经历的一系列失败,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不仅使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到挫折,而且也影响了苏联在中国的地位。1927年12月14日,国民党宣布与苏联绝交,撤销对苏联驻华领事馆的承认,拘捕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遭受的挫折和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的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左”倾盲动主义的进攻路线、“城市中心”策略在实际斗争中行不通。这就不能不遭到中国共产党内越来越多同志的抵制和批评。早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初,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毅然放弃“左”倾盲动主义的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策略,及时向井冈山进军。虽然“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一些地方党组织勇敢地抵制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和河南省委,也否定了下级组织提出的“坚决进攻”的计划。[2]中共党内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抵制和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促进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有关中国革命的策略等问题总结教训。
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影响下而形成的,于1930年6~9月统治中共领导机关,以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为突出特征的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在城市暴动过程中,大量党员被捕;攻打中心城市的各路红军损失也十分严重;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的秘密组织和革命力量也遭到严重破坏。立三冒险主义和“城市中心”论错误,更引起了中共党内的强烈不满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共产国际在纠正立三路线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更深刻的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
二是共产国际对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成功经验借鉴的结果。早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就把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经验报告给共产国际。针对这一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9年6月7日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中,充分肯定了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成功经验。1929年12月29日,《真理报》发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指出:“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以及在毛泽东和贺龙活动的区域里。在你们党里,有人轻视农民斗争——游击战争在内——的意义;你们应当给这种倾向以致命的打击。”[3]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经典式地高度评价、赞扬了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以农村为中心的策略:“在中国,革命危机的表现是,拥有几千万居民的地区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从而使中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据首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广(毛泽东)良好经验”。[4]从上述共产国际的评价和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对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成功经验是十分重视的,这对于促成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是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清醒估计的结果。1927年11月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恶果,改变了共产国际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看法,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开始转到了冷静、清醒、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1928年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在许多省份,农民运动在向前发展,而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遭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正处于某种低潮阶段”[5]。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制定、通过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写道:“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6]1931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和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权虽在拥有几千万居民的地区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危机还没有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群众引向直接推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政权的斗争。
正确的策略路线来源于对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分析。共产国际对1928~1931年中国革命形势的科学估量,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这一策略转变的起点和基本依据。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所示:“共产党在多事的1930年的工作经验和成果,首先是在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多的苏区实行农民土地政策的实践,以及1931年初中共在农村阵地的明显加强而在城市的力量的普遍削弱”的这种反差,促使了这一政策的转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