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评析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取得辉煌成就，但也经历了多次挫折和磨难。国民大革命时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党和红军第五次围剿，文革时期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和扰乱，成为党史上三次生死存亡危机，但是，党在危机中坚持了实事求是、勇于抗争和敢于认错的自我纠错原则，终将使党化险为夷摆脱危机。
关键词：自我纠错；中国共产党；生死危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党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辛酸的坎坷。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党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多次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但是，凭借着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最终党还是走上正确的轨道，永葆活力。本文立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角度，探讨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党的自我纠错能力，以期为党执政能力提升积累经验。
一、党史上三次生死危机
九十年来，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功绩，但是，这期间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历经坎坷和磨难，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一）国民大革命时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就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国民大革命由此展开，北伐战争顺利进军。
但是，在国共合作开展国民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坚持对革命的领导权以及掌握武装力量。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理应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取得政权。[1]（P.6-8）因此，他主张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甚至在国民党右翼势力挑衅情况下，依然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党的“三大”上，他主张共产党完全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面对国民党右翼势力对共产党人排挤，他不是进行有理有利斗争，而是一味妥协退让。1927年4月5日，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夕，他和汪精卫联合发表《汪陈联合宣言》，不是提醒和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反而掩盖了蒋介石反革命面目，致使许多共产党人误以为局势缓和而放松了警惕。对于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也是拒绝执行，相反限制工农武装，要求上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因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坚定了国民党右翼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的决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指使上海“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打死打伤300多名纠察队员。随后，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发动“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屠杀，使中国共产党丧失大批领导干部和优秀党员。党面临着诞生以来首次生死存亡的抉择。
（二）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党和红军第五次围剿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创立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为中央苏区。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开始集中兵力企图剿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进行了四次围剿，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纠集100万兵力，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空前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战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指挥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博古和李德，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分散兵力，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失利后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制，实行消极阵地防御。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8.6万人被迫向湘西进行战略转移，但是，蒋介石政府继续对中共中央和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人数锐减为3万人。中国共产党再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
（三）文革时期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和扰乱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党内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重大问题探索，存在着不同意见。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思想上存在着空幻性的左倾倾向。在某些人的鼓吹和渲染下，党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上的不同声音，上纲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在国际环境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中苏关系恶化，党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毛泽东视为是修正主义。当时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也存在着弊端。邓小平指出，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方面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2]（P.293）以上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错误批判。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1967年“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以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粉碎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是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十年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严重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