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60年经济资源开发历史进程与启示
摘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建国60年来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大致分为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党经济资源开发成败交织,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党经济资源开发走出困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的“30年”。两个“30”年的启示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不动摇；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其他资源的开发相结合；要注重党经济资源开发的平衡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经济；资源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2.001
对执政党而言，凡是在经济领域内部对政党执政具有支持性的实体型要素和制度型要素都属于经济资源。实体型要素主要是指执政党执政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包括宏观国民收入的增长或衰退和微观经济的公民个人的收入状况，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等。制度型要素主要是指执政党执政主导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不仅包括以上两个方面，还应当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党主导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方针政策等；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
从执政资源的系统来看，作为目的型资源的合法性资源是执政资源系统中各资源要素“合力”的结果，但在执政资源系统内，经济资源对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执政地位存续的贡献要优于其它资源内容，经济资源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作用体现得快捷并且直观，它不需要意识形态资源的原始认同感，也不同于组织资源的复杂构成。因此，执政党经济资源的储量状况对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经济资源总量的增加不仅为执政党进行资源的分配和扩大调控的空间创造了条件，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度。如果民众感受到自身福利得到增加或者对执政党的经济政策持有乐观的态度，那么他们对政党的认同度就会提高，反之就可能会改变其对执政党的支持。这既是世界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的经验总结。
我们可以把建国60年来，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大致为 “30年”①。第一个“30年”是党经济资源开发成败交织和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党经济资源开发走出困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的“30年”。纵观这两个“30年”的探索，各种挫折和教训堪称深刻，而取得的经验更是珍贵。本文拟对建国后两个“30年”党的经济资源开发进行比较性考察和梳理，总结经验，为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党执政资源的开发提供有益借鉴。
一、1949-1978：党经济资源开发成败交织，经验教训并存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方面，新生的国家政权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强国梦”的重担，要迎接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一穷二白的国情。如何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执政条件下党经济资源的开发。总的看来我们又可以把这3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1957年：党经济资源开发的初步探索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3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初见成效。
新中国建立前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中国建立设想，并将其写入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使国民经济的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方针。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等重要举措，使国民经济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6%，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其中，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了145.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1]71。
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1953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人民政府又制定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我国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较大的提高。到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5.1%，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8.3%[2]118。农业总产值达603.5亿元，比1952年农业总产值483.9亿元，增长了24.7%，比1949年农业总产值325.9亿元，增长了85.1%[3]182。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又提高了42.8%。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为446元，1957年平均工资提高到637元[3]196。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党执政的经济资源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也留下了很多没有来得及思考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但是，有没有必要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扩大到全部经济生活，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需要发挥？如何调动中央和地方各级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问题没有认真地考虑，为以后相当的长时间留下了后遗症。
（二）1957—1966年：党经济资源开发的曲折探索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经济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可惜，这种有益的探索未能进一步深入下去，便因指导思想的失误而被迫中断。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确实增加了一些基础设施，一定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在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严重泛滥，大大加强了对农村人力、物力的无偿调拨，进一步助长了农村中的“共产风”。当时的“共产风”，再加上农业高估产带来1958年冬开始出现粮食、油料、猪肉的高征购，导致了全国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的紧张状况。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企图依靠不断提高和扩大公有制，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愿望，实际上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实际，必然会造成对生产力极大破坏。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左”倾错误有所觉察后，进行了若干反省和一些纠正。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纠“左”不得力，不彻底，尤其是1959的年庐山会议，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中国共产党内已有所克服的“左”倾思想和“左”的行动故态复萌，并再次泛滥并延续更长时间，加之国内外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随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三年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