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其领导的妇女运动也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创立之初就广泛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着手培养妇女干部和创建妇女运动组织。中共“六大”后，随着中国革命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借鉴苏联经验，在中央苏区艰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妇女解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2-0047-08
中国共产党初创之际就关注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妇女逐渐成长为革命生力军，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其领导的妇女运动也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重要部分。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建立的中共妇女部，成立伊始就提出：“我们自不能不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志携手。我们更不能不受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妇女共产国际的教导与指挥。”[1]P185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特别是中共“六大”后，中共妇女运动渐渐走向成熟。旧时的赣南、闽西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依据“苏联模式”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始摸索中国妇女自己的解放道路。经过五年多的艰辛实践，中共领导的苏区妇女运动取得了可观成绩，“妇女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桎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权利”。[2]P215
一、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之前中共妇女运动的开启与发展
根据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其成员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并采取各种方法，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以新的社会风尚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教育妇女。”[3]P3281923年1月上旬，共产国际远东局甫一成立，就指示马林等人：“监督这些国家的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2]P435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革命先贤们开始更广泛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着手筹建妇女运动组织，中国妇女从此踏上了解放通衢。
[HT4"K]（一）共产国际与中共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HT]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魏金斯基不仅帮助中国青年革命者建立组织、学习理论，而且将“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引入了中国。随魏金斯基1920年一同来华的成员，就有库兹涅佐娃（维金斯基之妻）和马马耶娃（秘书马马耶夫之妻）。甫抵上海，他们就创立了培养干部的“外国语学社”，并在其中举办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庆祝活动。[4]P57-58据亲历者许之桢回忆，“第一次庆祝纪念‘三八’节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高君曼（陈独秀夫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5]P59
如果说这次庆祝还只是小范围秘密活动的话，到了1924年春，随着国共合作空气的日益浓厚，中共庆祝“三八”节就成为了公开的群众性活动。据杨之华（瞿秋白之妻）回忆：“在当年三月八日那一天，广州第一公园开会纪念‘三八’，就有很多的群众参加。”参加集会的女学生和社会各界女代表共约千人，会后代表们整队游行，并有十余人乘着汽车散发传单，高呼“反对资本家对于妇女的压迫；同等工值！参与政治！革除多妻制度！保护劳动育儿妇和孕妇！革除童养媳制度！禁止畜婢纳妾！废除娼妓制度！”等革命口号。这次群众性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作为大革命发源地的广东，“大多数妇女群众就开始认识了国民革命”。[1]P585
[HT4"K]（二）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兴起[HT]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表明刚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已将妇女运动纳入社会运动之中”。[6]P195《决议》提出：“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决“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必须在各级党委会下面设立妇女工作部，并指派一名党委成员领导该部工作”[7]P846之要求，决定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妇女部。中共“三大”后，向警予担任新成立的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按照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所有党报都要指定妇女担任‘妇女版’的编辑”之要求，[8]P94中共“二大”《决议》中提出“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7]P846同年9月13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专设妇女运动一栏；1923年，向警予创办《妇女周报》并担任主编，这些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妇女运动文章，宣传和引领妇女运动。随后不久，在1924年1月，邓颖超等在天津创办了《妇女日报》，向警予专门发文祝贺，称赞其“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这对养成妇女“最缺乏”的“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是“再好也没有的”。[9]P564
中国劳动妇女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剥削和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毒害，她们不仅生活极为窘迫，在思想上也极为愚昧落后，共产国际捕捉到了妇女运动的重点对象——工厂女工，“无组织、无觉悟，容易受人欺骗。一到紧急关头他们或是竟不能加入斗争，一同来反抗压迫者”。[1]P74、75为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加强劳动妇女的教育，开通她们的思想，渐而塑造她们的斗争目标。为了完成妇女思想启蒙的使命，就需要知识女性的加入，因此，共产国际妇女部专门在1923年发表了《告中国女学生书》，指出：“中国女界之花，女学生革命家，实有极重大的责任，就是做中国女工的前导者，努力奋斗，经由民族的独立以达到自己的解放。”[1]P74、751923年、1924年，邓颖超所在的天津女星社先后创办了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和女星星期义务学校，对贫民妇女进行文化教育；广东女界联合会也创办女子工读学校、女佣学校，专事劳动妇女教育工作。[1]P176知识女性的加入和劳动妇女的渐次觉醒，为女党员数量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在1922年6月中共只有4名女党员，到“三大”时也才13人，但“四大”之后，中共女党员人数快速增长到300名，占全体2500多党员人数的12%。[10]P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