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研究
摘要: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整合方式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社会,空前加强了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批判继承了改造的伟大成果,开启了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新航程。本文拟以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及其二者的内在关系为例进行探讨和研究,归纳总结蕴含其中的宝贵经验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改造;改革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8-6269(2010)03-0079-04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末分别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两次实践活动虽间隔20多年,却都极大地推动了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回顾过去,意在前瞻。对它们进行细致的研究,总结宝贵经验启示,对于党协调社会组成部分和因素之间的矛盾、冲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无裨益。
一、本文核心概念界定
(一)社会整合与社会整合能力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较早提出社会整合思想,并进行了系统研究。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明确提出“社会整合”概念,并将其纳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帕森斯把社会整合概念规定为:“一是指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二中指体系内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1]我国学者对“社会整合”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如戴桂斌认为:“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2]孔令友认为:“社会整合,就是调整或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或纠葛,使之成为大致统一体系的过程或结果,目的是使社会中各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群体,通过相互顺应,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而达到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均衡的体系。”[3]
概括归纳以上观点,本文将“社会整合”定义为:通过调整和沟通,化解社会组成部分和因素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它们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过程及结果,简言之,就是社会组成部分和因素逐渐融合、一体化的过程及结果。社会整合能力则是指整合主体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对社会组成部分、因素进行调整和沟通,使之逐渐融合为一个和谐稳固整体的能力。
(二)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
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对社会利益、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调整和沟通。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并不是抽象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鉴于本文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为研究个案,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是指党对社会组成部分和因素进行调控,调整和沟通各方面矛盾与利益,以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是指党对社会主义有机体内部矛盾和冲突的调整和沟通,不致使社会整体发生脱离、变迁。
二、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空前加强社会整合能力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3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化三改造”总路线指引下,通过对个体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整合了个体私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矛盾,整合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革命与建设同时并举的实践中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新社会。
(一)党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合了个体私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矛盾
建国初期,党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农民个体经营,势单利薄,无力兴修农业水利设施,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农民已有出卖土地的现象,可能会在农村出现新的贫富分化;农业生产对机械和新技术的应用水平不高,生产能力很低,无法满足城市和工业建设对粮食、原材料的需求。党适时地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整合了农业与工业、农民个体经营与集体经营之间的矛盾。
首先,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应该怎样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4]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观点,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了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反对急躁冒进而不顾农民自愿的倾向,充分调动了农民合作化的积极性,减少了农业改造中的阻力,没有造成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其次,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互助组是合作化的初级形式,生产资料仍归农民个人所有,但已经包含社会主义因素,如在个体经营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对部分牲畜和农具的共同使用等;初级社的规模也比较小,把农民的土地集中入股,实行统一劳动和经营;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按劳分配。采用这些形式,有利于使农民在实践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避免因过于急躁而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指导思想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一致。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和说服教育、典型示范的方针,逐步提高个体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党对手工业落后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既调动了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手工业的生产状况,又缓和了机器大工业对手工业的冲击,从而使手工业成为机器大工业的重要补充。
(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合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党正确分析了社会形势的客观变化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整合了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可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恩格斯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4]314-315列宁也认为:“对那些最有文化、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相当认真地帮助组织大的和最大规模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5]列宁的这一设想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反抗而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认为“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6],因而对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把马列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整合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其次,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党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7]。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包括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司合营等多种过渡形式,赢得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拥护。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实行“四马分肥”原则,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工人福利费、企业公积金和资方红利四个部分。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实行定息制度。通过这种办法,逐步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从而整合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