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媒体镜像与大国成长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是一部公共政策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在“经济国家变迁”的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架构下，对国内主流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和政治语境进行考察，回顾1978年前后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影响，反思和展现新中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变迁，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表明，作为GPP工具之一的传播媒体，一方面它反映着大国治理变迁过程中的政策面相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叙说着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对于媒体角色及其表现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总体公共政策(GPP)；经济国家变迁；中国媒体；大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1-0034-06
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而言，六十年很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环境中长期落后的严重局面，即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经济，以及连绵不断战争之后的满目疮痍。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试图以公有化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然而共和国缔造者们的理想主义实验，遭到了国内外政治及自身决策失误的不断干扰而陷入困境。为了避免被“开除球籍”并继续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第二代中央领导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路线，为大陆中国人带来了实惠也开辟了社会主义新道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到今天，已远远超出了当年“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其中报刊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进行得同样彻底，且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本文将围绕政策转变、媒体角色与科学发展这些重要相关课题作一回顾与反思。
一、GPP转换下的共和国六十年
新中国诞生时面临的问题，不单是低下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经济基础。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借鉴苏联经验建立的一整套社会经济制度，在结构功能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国家”，用一个庞大的政府机器来取代私有者以管理国有经济并指导集体企业。从革命战争到经济管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跳跃；学习苏维埃模式已经不容易，在各种封锁中向西方取经更少可能。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斗争并未随着战火熄灭而结束。上层建筑从思想改造、以马克思主义取代“资产阶级伪科学”到最后“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其中有得有失，但终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应该说，中国在过渡时期及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亦曾自觉地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虽然方法上有违客观经济规律、脱离实际而导致“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失误，但通过全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仍成功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基础，以至有研究者认为即使“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也并未能将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但是，六十年代提出的那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不仅导致了“十年浩劫”，而且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仍然给国家前途留下巨大的阴影与未知数。“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的荒谬，首先在于其过时的阶级定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一个经济概念变成了唯心的政治工具，且将允许垂直社会流动的阶级结构实际上变成论出身的封建种姓式制度，与今日对新的社会阶层及其矛盾的研究及国外仍受到尊崇的马克思主义冲突论是两码事。其更大危害，则在于随意扩大、无限“上纲上线”、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造成经济国家的高度政治化，使得“唯生产力论”、“经济挂帅”、“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成为改革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社会主义优越性无从谈起。
本文作者之一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经济国家的去政治化，即“拨乱反正”，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国家变迁”理论架构的意义，则首先在于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或GPP，即政策体系中优先目标及首选手段的主导作用)研究的重要性。与强调基本路线或总路线作为不可动摇的政治路线不一样，总体公共政策包括不断的或动态的综合性行政管理研究，以帮助确定并及时调节整个政策体系的优先目标及首选手段，发现即使看似合理的(如“大跃进”)总路线下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设定议事日程及宏观决策来适应各发展阶段重大需求的具体变化，并为各部门政策的研究提供全方位指导。具体来说，这一架构不仅强调1978年前后截然不同的目标方法取向(或优先次序)及其深远影响，而且进一步关注社会高度经济化、市场化之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蜕变，即去政治化之后随着经济改革又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去经济化(正如许多学者所呼吁的朝加强社会服务方向发展的进一步职能转变)。在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经济国家变迁的研究及对总体公共政策及时调整的建议将有助于中国社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尤其西方执政党的情况与中国共产党强调基本路线之间很难找到可比性，而国家总体公共政策的学科化研究将有助于国际交流及从比较中找到一些共同规律。又如，中国改革开放前与西方福利国家基本上没有共同语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了许多类似的问题与需要，但在相关的研究中却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导。在经济国家变迁理论架构下的深入比较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空缺，帮助建立科学发展观，并突破西方模式而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明确鉴识不同的发展战略，防止非发展或反发展的总体公共政策在国际舞台上重演。
二、作为GPP工具的媒体变迁三十年
媒体在历史进程中，是风向标，是晴雨表。作为中国主流媒体，重要报刊的独特职能在于传播政策及作为舆论宣传工具。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对国家发展有积极贡献也有过负面影响，而1978年前后截然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可为媒体的转变提供理论解释。在经济国家变迁过程中，我们可考察媒体在改革开放及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下面将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8年)的变迁分为四个时期，并力求从重大标志性事件入手，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和媒体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
第一时期：历史转折(1978—1988)
首先是两篇震动全国的文章：一篇是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光明日报首发，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转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篇是辽宁日报首发、人民日报转载、范敬宜执笔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这两篇文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氛围中，一些有识之士试图从“左”倾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1978年5月11日，经过半年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