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非正常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国民经济调整，在调整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调整结束时实现了改革的突破。在改革措施的推动下，经济高速增长重新出现；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反过来又阻滞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成为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程的一个重要命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调整；改革；经济增长；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D601；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3-0001-05
“保增长”与“促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始终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从根本上看，两个问题具有一致性，分别关注经济发展的当前速度和长远动力。但在特定时期，增长优先还是改革优先，并没有单一的衡量标准，而是处于动态发展的“坐标系”中，且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的指导方针是“稳”还是“进”的问题。因此，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始终面临的问题和必然遵循的规律，也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程的一个重要命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探索。研究这一探索历程，对于拓展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和经济工作史的研究，对于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学术意义，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从1979到1985年这一时间段，党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把握，对于党此后的探索历程具有开创性和样板意义。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探索构成了改革开放在宏观经济层面的主要内容，这一问题在中共党史领域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一、从“高速度发展”到国民经济调整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迫切希望改变“文革”中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状况。受急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情绪支配，全党上下掀起了“大干快上”的热潮。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全面继承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进行“全面跃进”，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7年底，党又提出在2000年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了贯彻上述任务，1978年2月相继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一系列计划超前、指标过高的具体目标。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和斗争，“而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由于政治局势稳定和经济秩序恢复，全国工农业生产在这两年得到较快恢复，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得以扭转。1978年工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长13.5%；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70多种产品的产量比上年增加，其中有2/3多的产品比上年增长15%以上，财政收入比1977年增长28.2%。[2]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7.7%，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主要农产品都有较多增长。[3]然而，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是多年停滞以后的回升，同时也与国家基建投资大幅增加有关。1978年，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总规模由年初的332亿元，增加到415亿元，比1977年增长25%，成为50年代“大跃进”之后增长最高的年份。[4]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规模过大，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给长期处于困难局面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一步提升了经济建设投资的热度，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在197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失调。针对这种局面，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個，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5]陈云还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6]同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经济形势，根据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建议，确定了以“调整”为核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调整由此启动。
虽然“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的前进”[7]，但调整在党内还是引发了争论。许多部门和地方就对基建项目的下马持消极态度，甚至进行抵制。《人民日报》措辞严厉地批评说：“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对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有的同志认为，过去两年工业发展不是很快吗？继续大干快上好了，何必调整呢？有的同志认为，调整就是‘刮下马风’，他要接受历史教训坚决顶住。有的同志认为他这个企业是多年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关别人的可以，停自己的不行。”[8]随着调整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问题显现，争论的焦点聚集在了要不要保持经济发展的高增速上。胡耀邦说：“究竟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搞上去，究竟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得成，人民是很着急的，也是有疑虑的。我们的干部，意见也相当不一致。”[9]事实上，党内对于高速度发展的希望是普遍存在的，“不少地区、部门迟迟不下决心采取得力措施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即使在国家计委这样的宏观经济战略决策部门，也有同志未能摆脱对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追求和‘以钢为纲’的计划方法，对于过去制订的十年规划恋恋不舍”[10]。
为了统一思想，中央采取多种措施平息争论、推动调整。1979年9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1980、1981年计划。陈云在会上重申经济调整方针是必要的，讲了十一条意见，重点说明两个观点：一是为什么不能搞赤字建设，二是利用外资的可能限度。[11]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关于调整的争论还在继续，主要是担心调整会带来经济增速下降。邓小平赞成调整，支持陈云的意见。但他同时指出，“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12]。他说，关于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但是，“还要考虑到，如果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账”；因此，“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只考虑到一九八二年还不行。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们要有比较相应的速度，这不是临时能够办到的，从现在起就要考虑，包括具体的项目”[13]。针对调整中的限制外资利用问题，邓小平提出：“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4]这些指导性认识又为调整后重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埋下伏笔。此后，国务院财经委员会重新拟订1980、1981两年计划，确定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241亿元，比上年减少110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785个，比上年计划减少202个。[15]同年1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对这个计划予以确认。198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和批转了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