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与三大优良作风的孕育
〔摘要〕 党的六大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无论是在召开过程中还是《政治决议案》等文件的讨论及起草，都内在地蕴含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其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革命现状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重大成果；其制定的关于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的革命斗争方针，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政策基础；其关于中国以往革命失败教训的剖析总结以及与会人员对革命问题不同看法的争议，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六大；三大优良作风；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8）04-0037-04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这次会议，由于在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并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基于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与会代表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通过相对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对当时的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等都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并制定了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对挽救当时的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党的作风建设角度而言，党的六大无论是在召开过程中还是《政治决议案》等文件的讨论及起草，都内在地蕴含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作风的转变，为后来延安时期三大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一、党的六大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现状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重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1 〕46。为达到此目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在早期的革命过程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斗争经验欠缺，我们党接连犯下不同形式的错误，导致革命遭受惨痛失败。1925-1927年的大革命，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遭到惨重失败，几乎断送全党；“八七”会议在批判右倾、克服右倾的情况下，又急剧偏“左”，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样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面对如此情形，中国革命究竟何去何从？带着这样的疑问，为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中国革命和当时党内争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认识到党的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危害，主动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围绕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任务等重大、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討，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关于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对革命性质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党的六大之前，受“二次革命论”和“不断革命”思想的影响，党内许多人都搞不清楚中国的革命性质是什么，对革命前途感到茫然。党的六大客观分析了这一问题，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会议指出，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1 〕211-212。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消除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困惑，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开启了思想上的闸门。
关于革命形势和任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怎样？到底是低潮还是高潮？党的领导人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由于认识上的模糊，“有些同志对革命高潮到来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分不清楚，往往只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不重视主观力量强弱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也分不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的到来，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一个大城市直接革命形势的形成，也不能说全国可以马上起义” 〔2 〕。由此，在党内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左”倾盲动主义者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认为中国革命不仅处于高潮，而且其形势是“不断高涨”。这不仅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而且根本违背了辩证法。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反对中国革命高潮论，强调当时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六大严肃批判了这种“左”倾思想，《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 〔1 〕219这一判断，正式承认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不过，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革命悲观论者，《政治决议案》同时指出，承认现在低潮，并不代表将来没有高潮，因为在中国“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 〔1 〕220，这必然促进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未来“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1 〕220。周恩来在其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 〔1 〕345，但“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的规定的明显的事实” 〔1 〕349。因此，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暴动，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切合实际的正确方针，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变。可见，当时的党内领导人已经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开始学会辩证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但可惜的是，党的六大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思想的根源，导致后来李立三、王明连续犯“左”倾错误，几乎再次葬送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