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的理论
罗伯特·Ｌ·卡内罗／著 陈 虹 陈洪波／译 陈 淳／校
在人类存在初期的两百万年里，人们是以游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就我们所知是完全自治的。可能到公元前5000年，村落开始聚集为较大的政治单位。但是，一旦这种聚集过程开始，它的步伐就会加速，并且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导致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形成（在谈到国家时，我指的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在其疆域内包含许多社群，拥有一个集中的政府，政府有权征税，为劳役或战争招募人力，以及颁布并执行法律）。
尽管可以确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终极阶段，但是对国家的起源仍所知甚微。的确，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令人完全满意的。它们都因或这或那的原因令人失望。然而，我坚信有一个理论的确为国家的兴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1}，在此我将做更充分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几种传统的理论。
明确的国家起源理论出现的相当晚。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因不熟悉其它形式的政治结构而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此不需要加以解释。然而，探险时代使欧洲人明白，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村庄或部落中，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因此需要加以阐释。
在迄今提出的众多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我们只考察其中几种。例如，那些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信，在这里就无需赘述。我们也摒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国家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2}，或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偶然”。这些观点使国家看起来像是某种神秘或偶发事件，将其置于科学认识之外。依我之见，国家的起源既不神秘也非偶然。它并非“天才”的创造或机会的产物，而是有规律的、明确的文化进程的结果。而且，它并非一种独特的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独立形成。哪里有适宜的条件，国家就会在哪里出现。
自发论
严谨的国家起源理论有两大类：自发的和强制的。自发论坚持认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些人群自发地、理性地、自愿地放弃他们的个人权力，并与其它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叫做国家的大型政治单位。这类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契约论，通常与卢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知道，人们从未有过这种契约，而社会契约论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历史的好奇。
最广为人知的现代自发论是被我称之为“自动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的发明自动产生了粮食剩余，这使得一些人从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陶工、纺织工、金属工匠、泥瓦匠等，因而产生了劳动的广泛分工。从这个职业专门化过程中发展出政治整合，使一些先前独立的社群联合成为国家。已故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经常提及这个观点{3}。
这个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并不会自动产生粮食剩余。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许多农业人群并不生产多余的食物。例如，实际上所有的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都是农业人群，但是在土著时代他们并不生产剩余食物。虽然事实表明他们具有生产剩余食物的技术潜力，即在欧洲定居者需求食物的刺激下，一些部落为了贸易确实增加了木薯的产量，其数量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需要{4}。因此，产生食物剩余的技术手段是存在的；但是缺乏使之实现所需的社会动力机制。
另一个流行的国家起源自发论是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的“水源论”。就我的理解而言，威特福格尔认为国家是以下列方式兴起的：在世界上某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村民们不得不通过小规模灌溉的方式来养活自己。当他们看到这种方式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一个时代随之来临——他们放弃自治并把村庄联合为一个大型政治单位，以便从事大规模灌溉。他们设置官僚体制来规划和管理如此宏大的灌溉工程，继而引发了国家的诞生{5}。
这一理论近来陷入了困境。当前的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威特福格尔用来证明其“水源论”的地区中，至少有三个——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在大规模灌溉之前已经产生了羽翼丰满的国家{6}。因此，在国家的兴起中，灌溉并没有扮演由威特福格尔赋予的关键角色{7}。
这个理论和其它所有关于国家兴起的自发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无法解释自治的政治单位为何在没有重大外部压力时会放弃他们的权力。我们发现这种缺陷在从小型村落到大型帝国的各种政治单位中反复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遍览历史的篇章，却难以发现有真正的案例适用于这个规则。因此，为了说明国家的起源，我们必须放弃自发论，寻找别的出路。
强制论
对历史的详细考察表明，只有强制论才能够说明国家的兴起。武力和未开化的私利，是一步步导致自治村落走向国家的政治演化动力。
战争根植于国家绝非新的观点。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写道，“战争是万物之父。”但是，最早关于战争在国家起源中作用的仔细研究距今不到百年，是由赫伯特·斯宾塞（H. Spencer）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8}。大陆作家的征服论，可能比斯宾塞关于战争和国家的著作更为大家所熟知，例如路德维格·古姆普罗维兹（L. Gumplowicz）{9}、古斯塔夫·拉兹恩霍弗（G. Ratzenhofer）{10}及弗朗兹·奥本海默（F. Oppenheimer）{11}等人。
例如奥本海默提出，国家是农业定居者的生产力结合游牧者的能量、并通过后者对前者的征服出现的。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两个严重缺陷。第一，它无法说明美洲本土国家的兴起，那里尚未发现游牧业的存在。第二，现在已经充分证明，在最早的国家出现之前，旧大陆的游牧业尚未兴起。
尽管特定强制论尚有不足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战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发现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希腊、罗马、北欧、中非、波利尼西亚、中美洲、秘鲁和哥伦比亚，这里只提一些最著名的例子。
因此，以北欧的日尔曼王国为原型，爱德华·詹克斯（E. Jenks）认为，“就历史而言，没有任何困难可以证明所有现代类型政体（即国家）的存在都归功于成功的战争”{12}。詹·范西纳（Jan Vansina）的《热带大草原的王国》{13}是一本未经理论检验的书，我们发现，中非的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接连兴起的。
但是，这条规则就真的没有例外吗？在世界的某处，就真的没有一个国家不通过战争动力兴起吗？
直到几年前，人类学家们还普遍相信古典玛雅就是一例。当时的考古证据没有一点关于早期玛雅战争的迹象，这使学者们认为它是一个完全不通过战争兴起的、热爱和平的神权国家{14}。但是，这个看法现在站不住脚了。近来的考古发现赋予古典玛雅以完全不同的见解。第一个是博南帕克（Bonampak）壁画的发现，它表现了早期玛雅的战争以及折磨战俘的狂欢。接着，在蒂卡尔（Tikal）附近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围绕着该古代玛雅城市的土方工事，清楚地指明了与邻近瓦夏吞（Uaxactun）的军事敌对状态{15}。总结目前对该课题的思考，迈克尔·科（M.D.Coe）说，“古代玛雅像后古典时代的嗜血国家一样热衷战争” {16}。
然而，虽然战争的确是国家起源的主动力，但它却非唯一因素。毕竟在世界上许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国家。因此，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足条件。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战争是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促成国家兴起的特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