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酋邦理论谈到古蜀国家的建立
[摘要] 古蜀文明最重要的体现，是这里出现的由古蜀人建立的早期国家。这个国家是在古蜀大地自成单元的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出来的，这对于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现代人类学广泛采用的酋邦理论，通过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对比，论证古蜀地区与中原同样经历了以不平等氏族结构为特征的酋邦发展阶段，再进化到早期国家阶段。并对古蜀地区由酋邦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古蜀国家的产生也同中原夏商周三个王朝一样，是由一个大的酋邦对其它首邦统一的结果。
[关键词] 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酋邦；古蜀国家
[中图分类号]1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6)04—0005—06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长江上游的四川成都平原，接连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考古新发现，包括80年代中后期发现的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及三星堆古城，90年代中期发现的平原上一系列史前古城，以及本世纪初成都西郊发掘出的金沙遗址。这些发现，充分展示了古蜀地区璀璨的古代文明，证明了包括川西平原在内的四川盆地是中国古代文明一个重要的发祥地，也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古蜀文明最重要的体现，即是在这里出现的由古蜀人建立的早期国家。这个国家是在其所控制的广袤而富庶的古蜀大地上独自产生出来的，具有早期国家所应有的文明要素，其所产生的时间约当中原夏商两个王朝之际。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它是我国中原以外涌现的第一个早期国家。
国家的产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者对地处我国中原的夏商周三代国家起源的探讨不遗余力，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用国际学术界广泛采用的酋邦理论来阐释我国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解说，应当说较过去的解释更加具有说服力。我们在比较了中原早期国家与古蜀国家的异同以后，感到这个理论不仅对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国家，而且对于古蜀国家的产生，也具有同样适用的性质，古蜀国家同样是在早期的部落社会以后，经历了酋邦社会而后发展成国家的。以下，我们尝试运用这理论分析古蜀国家产生的历史进程。
一
在现代人类学理论中，酋邦是一种前国家时期的社会组织，因其在早期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性，也被用来指称国家产生前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据中外学者，包括一些权威性辞书对酋邦的介绍，可知酋邦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它是一个彼此间具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有以酋长为中心的常设领导。这种领导表现为一种神权政治，主要依靠传统习惯和宗教制裁对共同体进行控制与管理，而不是依靠暴力。
2．它在政治上已具有贵族统治的性质：酋长的职位与权力世袭，其下属管理机构由贵族组成，贵族的身份则取决于与酋长具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其他社会成员的地位亦取决于他们与酋长亲属血缘关系的远近，这使酋邦形成为一个尖锥形的等级社会结构。
3．酋邦内部已是一个“再分配社会”，酋长以收取贡品的形式从共同体成员那里将部分产品收集起来，然后按社会成员的等级重新分配。这实际造成了邦内各阶等之间在物质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和原始剥削的出现。
如果用一句较简明的话语对酋邦进行概括，可以说酋邦是一种不平等的或有阶等的氏族组织。过去张光直先生称“酋邦的主要特征是其政治分级与亲属制度的结合”，可谓得其要领。
不难看出，我国传说时代即夏代国家产生前的社会图景，正符合上述现代人类学所勾勒的酋邦社会的基本特征。我国古文献提到的五帝时代就已出现的“天下万邦”中的“邦”，就是一个个具体的酋邦。今日治先秦史者或称之为“族邦”，考古学者或称之为“古国”、“古部族”。在古文献中，这些古代的国族或称作“某某氏”，如少典氏、方雷氏、西陵氏、少昊氏、共工氏、高阳氏、高辛氏之类，表明这些国族皆由泛亲属组织的氏族所构成；各国族皆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在后世的文献中被称作邦君，无疑便是各酋邦具有集中领导权的酋长；邦君作为全体邦民的祖先神的直系后裔对祖先进行祭祀，其职位与权力世袭；围绕邦君周围有一个由邦君近亲或其支系族长构成的邦内职事人员，他们构成了一个邦的贵族，也造成了邦的“尖锥形”等级结构，凡此，均同于酋邦组织的各项特征。就考古资料而言，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与五帝时代相当的龙山文化时期各个聚落呈现出的两级或三级这样的层级结构，这与酋邦组织的社会分层的特点是相一致的。特别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一带涌现出的众多的古城址，它们作为各个聚落群的中心，充分显示了酋邦首领所拥有的政治上的集中的权力。在墓葬发掘中，也清楚展现了这个时期各阶等人们在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还有许多与祭祀有关的考古现象和礼仪用品的出土，更为这个时期的神权政治提供了证明。总之，无论从文献上还是从考古资料上看，说我国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经由酋邦社会发展而来，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回过头来分析成都平原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考古新发现，可以看到，这里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发现，也同样是一幅酋邦社会的图景。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平原上出现的一系列古城址。到目前为止，这批属于宝墩文化的古城址已发现了8个，它们是：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及紫竹古城、郫县三道堰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它们的面积大者在50—60万平方米，小者亦有10—20万平方米，墙体采取夯筑，其厚度自数米至30余米不等，规模大小与中原龙山时期一般古城相当。其绝对年代在距今4500—3700年的范围内，当中原龙山时代的中后期及夏代的早期，而其分布的密度则较中原龙山时代的古城有过之无不及。在这些相似面前，我们很难否认它同中原龙山古城具有相同的性质，就是说，它们都应当是分布在平原上的各个酋邦的首邑或政治中心。这些花费巨大的建筑工程本身就体现着酋邦首领集中人力物力的权力。
对于城内布局的探索，更加证实了这种权力的存在。以较典型的郫县古城的发掘为例，在城址的中部，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建筑，屋内未见有生活附属设施，出土生活用遗物也极少，但却发现屋内中央筑有与屋子走向平列的五座排列有序的由卵石堆积而成的台子。而在大型房屋的周围，则散布着一些小型房屋，它们的门向并皆朝着大型房屋。这些现象，表明此大型房屋应是一处用于礼仪性活动的建筑，是酋邦首领从事宗教暨政治活动的场所。各中小型房屋的门向朝着大型房屋，则形象地表现了酋邦首领对其下属拥有的被尊崇的地位和权威。
另一处较大型的建筑基址的发现亦可作为这种性质的权力存在的佐证。其位于崇州双河古城址的中部，虽面积仅70余平方米，但建造考究，屋内垫土层由卵石、炭屑和红烧土混合筑成，厚达25厘米，屋内有14个柱洞，布局呈十字形，屋外近处并出土一制作精致且未有使用痕迹的三孔石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