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政海沉浮录
王明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大于“功”。
结识米夫，在政治仕途上找到了靠山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来中国招收第一期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被获准留学。10月28日，王明由上海启程，同行的有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伍修权等60余人。11月28日抵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课程主要有经济、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7类。任俄文班列宁主义课的教员，是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他能言善辩，对远东革命问题较有研究，成为王明崇拜的偶像。每逢上列宁主义课时，王明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王明在列宁主义课上的积极表现赢得了米夫的好感，又由于他在校内活动中表现积极，所以在1926年9月举行的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相当于校学生会)改选大会上，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分来华，王明作为翻译陪同回国。米夫一行由莫斯科出发，先乘火车到达海参崴，又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此时，中国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正处于巅峰。米夫和王明一行到达广州时，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所以他们又经上海转武汉，并出席了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五大”。
米夫和王明返回中山大学之前，校内正发生“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激烈争论。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教务长阿古尔出任代理校长。阿古尔与俄共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由于在学校工作上各执己见，又各有一批支持者，形成了各自为首的“教务派”和“党务派”。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中，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素有声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所以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也较有影响，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因此，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论。
恰在“党务派”和“教务派”争论不休之时，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王明见有机可乘，便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首先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种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
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搞垮“教务派”，从而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还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
既追随又批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借机进入政治局
1929年3月，王明结束了在中山大学三年半的学习和工作，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回国内。
在王明回国之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接到米夫关于王明回国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明的工作不做特殊安排，仍按惯例，留学生回国后首先到基层工作。于是，王明先被派到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同年7月底，又调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1929年10月，王明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和采访员。
王明由中共江苏省委下辖的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调到中央宣传部，直接来到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工作，确实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他到职后，又采访又编辑，又写文章，不到半年的时间，发表的文章就有37篇。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根据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针对性较强的时事评论和政论性文章，也有一些是论述专门问题的理论文章。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入狱。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真实身分没有暴露。因此，他买通看守，让其到位于鸭绿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科送一秘信。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
中宣部资料科是党的秘密机关，王明让监狱看守直接到党的秘密机关送信，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因此，王明于2月18日经党营救出狱后，党中央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中宣部及《红旗》报，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全国总工会是当时中共领导下的最大的群众团体，《劳动》三日刊是全总的机关刊物。在全总工作期间，王明又在《劳动》、《红旗》、《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19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由于王明在此期间积极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因此，只在全总工作了3个月左右，就又被调回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其产生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紧密相联。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但是，立三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否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估量以及制定冒险主义武装暴动计划和成立行动委员会等方面，又与共产国际的文件与意愿之间有些不一致，造成在具体行动方针上与共产国际的矛盾。
王明回国以后，本来是“立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对马列著作引经据典，对共产国际决议照抄照搬，这就与“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的李立三在某些理论观点上发生了分歧。1930年7月9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讨论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的会议上，王明就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一省与几省的政权以及反右倾等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王明等人当场掏出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争论。搞家长制的李立三在理论上争辩不过，就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并由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然后，中共中央又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