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联系
[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立无论在物质援助，理论指导等方面都是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虽然共产国际在其中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也犯下了不少的错误，但是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的成立是不会如此之迅速的，也不会是那么顺利的。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帮助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建立这一问题，就如何评价这一点来说，早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曾经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又说：“共产国际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诚然，这两个决议都肯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中的重大作用。
一、帮助组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组织，为中共建立奠定舆论基础
五四运动既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家积贫积弱、灾难最深重时候发出的呐喊；同时也唤醒了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早期的来华使者之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有联系。同年8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他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其重要使命之一是“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1]P38威廉斯基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提议在远东局下设外国处。同时为了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扰、侵袭，1920年3月魏金斯基来华后，就帮助李大钊、邓中夏等，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在北大组织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收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图书。故魏金斯基就首先为研究会提供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杂志等刊物。另外，魏金斯基到处发表演说，号召中国劳工农民联合起来，学习俄国工农的经验，创造“拯救贫人的法则”，在苏俄的帮助下，为世界开辟“一条人道光明大道”，解放天下的劳工贫民。[2]P95魏金斯基对十月革命的详细介绍，使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印象倍感好奇、亲切和振奋；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信心十足，一往无前了”。[2]P108-1091920年5月，魏金斯基根据威廉斯基的指示，在上海建立了临时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东亚书记处一开始就“把很大注意力放到了报刊宣传工作上”：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设有出版中心，出版刊物数种至几十种不等。[1]P39-40同时，上海“革命局”（又称革命委员会）的情报宣传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向多家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俄的信息；其出版部拥有自己的印刷所，译载了海参崴提供的所有材料，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及十数种小册子、传单等。[1]P31-32魏金斯基等人资助筹办的印刷所、各类宣传刊物及其演讲，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的吸引力，其规模迅速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成为势不可挡的文化潮流；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感染力及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影响，坚定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
这些团体的建立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并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北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以1920年5月之后，在中国便出现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在海参葳、北京和上海设有出版中心，出版刊物几十种不等，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宣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自五四运动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及其代表准确地估量并充分利用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声威逐步浩大的势头，他们直接参与、指导并给予资助，把中国先进力量汇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加快了组建的步伐。因此，在中国革命新生政治力量形成中，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及其代表无疑起了催化剂作用。
二、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为中共建立奠定阶级基础
重视工人运动，巩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工人阶级只有切实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科学理论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所以推动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共产国际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使命。
1919年3月，还是一名学生的布尔特曼受俄共（布）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天津，他广交京津两地高校和专门学校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学生中介绍“工人阶级在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让学生相信“必须同天津的纱厂和码头工人建立联系，必须组建工会”。他们的工作富有成效，1920年1月初，有四名学生已经同码头工人建立了联系并着手建立码头工人工会。[3]P128之后，成立于1920年5月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具体规定其工作职责：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根据指示精神，由俄国人参加的中国各大工业城市“革命局”（委员会）下属的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引导并组织他们同工人、士兵建立联系，开展有效的革命工作；吸收优秀的学生代表进入革命局。[1]P51-53其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宣传、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就自觉地接近工人，张太雷是典型代表，他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工人的好评。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还在不同产业部门组织各个层次的工会，甚至打入到成分复杂的同业工会和行会组织，在其中建立支部，建立纯无产阶级的工会。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素养，“出版部为工人出了一系列的周刊和报纸，以及多种小册子和传单”，并用《工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如何组织工会》、《共产党人是什么人》、《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等主题鲜明的标题，通俗易懂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工人运动状况。在中外革命者的努力下，工人运动取得一定成绩，1921年3月共产国际派遣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华帮助指导。马林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上，就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员中工人成分太少，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过，早在1920年5月，受共产国际指导，在北京和长辛店铁路工人两地，李大钊、邓中夏等成功组织了分别有500多工友学生、1000多工人参加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觉悟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最后通过在北京的座谈和实践，共产国际代表决定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由马迈耶夫等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一路由魏金斯基亲自挂帅南下帮助陈独秀开展革命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运动的主力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