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挑战与机遇
引言
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困境在于，虽然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改的重要性，但对于其内容和方式缺乏基本共识。本文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实践说明了政治改革的三个方向：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
首先，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开放，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随之开放起来。其次，根据精英主义的理念，开放的政治体制使政治精英间出现了有限的竞争。第三，政治竞争逐步实现了公共参与。总的看来，开放、竞争和参与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主要特点。本文认为，处于改革期的中国政治体制虽然表现出上述特点，但要完全实现这些政治理念尚面临很大的挑战。
学界和公共政策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度讨论，但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经验，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其政治模式。实际上，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从文化角度看，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因素。事实上，对于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政治因素才是强大的推手。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但由于其敏感性，人们并未进行过深度讨论。不过，要想科学客观地理解中国模式，必须好好研究中国的政治。如果不了解政治模式，那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无从谈起。因为在缺乏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指出“中国不应该怎样”，而不能提出“中国应该怎样”或“政治改革应如何进行”。
目前的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能否只通过发展解决日益增多的难题。其中许多解决方案只能通过政治改革实现。要解决这些难题，中国的领导者必须关注“做什么”“怎样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这些问题无助于现状的改善。
关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根据对传统中国政治的思考和对当代政治的观察，笔者认为三个相关的理念最能概括“中国模式”：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
政治开放性是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的前提。在当代中国，“开放”常用来形容一国对他国的态度，比如“改革开放”中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进程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开放度。由“开放”可以引出英才竞争和公共参與这两个理念。竞争是有条件受限制的。它并非全体社会成员间的竞争，而仅仅发生在少数精英之间，他们因在国际、社会、经济等领域具有出众的能力脱颖而出。换句话说，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精英必须先被选定，才能参与竞争政府要职。这就是中国沿袭多年的英才主义传统。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开放度决定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开放度。换句话说，要考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开放度，就要考察它是如何通过吸纳其他社会群体的精英，向社会开放政治进程的。
很明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任何执政党如果不向全社会开放政治进程，很难吸纳政治精英的参与，竞争更是无从谈起。封闭的政治进程并不向社会开放，而是由在位的当权者实行统治。需要指出的是，竞争并非单指西式的选举，而是在选定候选人之间进行的选举，或者称为英才主义的民主。所有的政治竞争都是有条件的，在经济或文化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在西方，政治竞争大都受制于竞选资金等经济因素；而在中国，限制竞争的往往是文化因素，经济暂不构成决定影响。
公共参与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参与，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同样，参与的前提也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公共参与不仅体现在选定候选人和选举精英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
公开性、竞争和参与植根于古代中国政治，也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历史表明，中国政情的起伏与其开放度有密切的联系。开放的政治催生竞争，带给社会更多参与机会，从而促进善治的发展。而封闭的政治遏制竞争，排斥社会参与，进而引发政治危机。
开放的古代中国政治
纵观中国历史，开放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宗教文明的世俗性。宗教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排他性，而世俗文明最突出的特点是包容性。包容就意味着开放，因此，中华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毫无排他性。在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吸收了其他许多文明的要素，最重要的就是佛教文化。在异国文明的同化初期难免有磕磕碰碰，但随着二者的成功融合，中华文明将实现飞跃和进步。
而且，古代中国政治和皇权的运用也是十分开放的。中国传统的帝王制绵延几千年间，一直依靠内力运转，从未出现过革命性剧变。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国家侵略，有人认为封建帝王制难辞其咎。但是，否定帝王制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中华文明。与西方出现现代国家前实行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帝王制显然开放得多。虽然皇帝本人是独一无二的，但行政管理是开放的。用现代的话说，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管理权向社会开放。皇权只属于皇帝及其家族。中国历史学家钱穆指出，除了帝王之位，其他的位子都不允许世袭。这与欧洲国家政治家族的世袭制度有很大区别。
中国的行政职位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这种开放通过科举制度固定下来。理论上讲，皇权是无所不在的，但在实际上也只能达到有限范围。由于政治所辖有限，皇权也受到限制。帝王“统而不治”，而政府(行政权)才拥有真正的管理权。实际上，古代中国已发展出高度复杂的公务管理系统，令欧洲人称道不已。
开放的行政权带来开放的社会，根据现代社会科学的理念，古代中国讲究阶层和阶级，并不是其他社会盛行的家族或等级。阶层和阶级是开放的，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改变；但家族和等级是永久性的，个人无法通过努力改变。中国儒家思想强调“有教无类”，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教育是改变天性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有人接受了教育(有文化)，有人没有接受教育(未开化)。
中国的世俗文化能延续几千年的发展与其开放的本质密切相关。不过，开放的传统文明也有自身的缺陷。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华文明也有失去自信的时候，那时的中国刻意与整个世界相隔绝。比如在明朝，朝廷宣布暂停郑和舰队出海航行，逐渐转向封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封闭性不同于排他性。中国的封闭性是防御的表现，长城和闭关锁国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国家，而不是排斥其他国家。所以，中华文明在恢复自信后逐步变得开放起来。
很明显，古代中国开放性的最大障碍或敌人就是皇权本身。皇权代表了排他性、独裁和世袭，与开放性和包容性格格不入。所以，唯一能产生改变的出路就是革命，也就是中国的剧变。和其他社会一样，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有些国家的皇室逐步边缘化后成为政治符号，而中国的皇室后来为现代组织所取代，这个组织就是政党。
由帝王制向政党制的转变
虽然中国的封建帝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在近代终究没能抵挡住西方现代国家的悍然一击。清政府灭亡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由传统封建帝制向现代政党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现代中国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冲击。从文化角度审视中国的政党制，比起单纯的西方政党视角更有说服力，虽然二者讨论的都是“政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很难。一般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和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形式相近，尤其是列宁主义国家的政党，但在文化内涵方面有着本质区别。
在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党通常只代表社会中某些群体，即“派别”的利益。“党”的本义是指部分人，并不是所有人。在多党制国家，政党的生死存亡取决于其开放程度。如果想要执政，政党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且，如果党内的不同派别产生分歧，党员可以自立门户，称为“外部多元化”，总能找到合适的“出口”。此外，人们可以在各个党派间自由选择，要是不喜欢A党，可以加入B党、C党或其他政党。这种政治体制是各党发展的动力，它们都希望提升开放度，吸纳不同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