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李里峰还是一名历史系硕士生。他感觉自己大脑的某根神经被触碰了一下。“‘文革’在里头完全只是一个背景。你看，夏雨演的那一帮孩子对‘文革’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好像就只是青春期的躁动、逃课、打群架、耍弄老师、追女孩子这些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这部弥漫着荷尔蒙气息的影片改变了他对历史的看法。
“这些事情未必一定是和主流的对抗，很有可能是跟它无关的，只是一些私人的记忆。可是，这个私人的记忆，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放到大的框架里面去呢？”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这位在当代史研究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也在大写的、单数的HISTORY之中， 试图把握那一个个被过往研究者忽略的小写的、复数的histories。
“革命本身对我们比较宏大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当然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会去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他的情感、他的体验、他的经历。”
他的博士论文《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运用已公开的基层档案，将抗战时期中共的组织结构和形态活生生地展示出来，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共产党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之后，他对19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进行研究，以更为成熟的理论视角，呈现了中共是如何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发动、治理中国的乡村社会。
李里峰本科学的是历史，硕士时研究晚清至民国的思想史，博士专攻政治史，如今任教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他的理论视野和工具，横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甚至文学理论也成为他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灵感来源。
这也受益于他在读博士时的导师蔡少卿教授。蔡少卿是研究中国秘密社会最出名的一位学者。“老师教给我一条重要的原则：不管做什么研究，要有理论关怀。”
可是，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当年一踏进大学校门，李里峰就一直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他逐渐学会了一个无比玄妙的回答——“历史的用途是无用之用。”
考大学时，这名来自神农架林区的少年没有太多的人生选择。一直有野人传说的林区属于“老少边穷”，每年高考基本上要靠下发的“定向指标”。李里峰高考那一年是林区文科第一名，但是距离湖北省一类学校的分数线还有二三十分的差距。当时，只有一个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定向名额。
慢慢地，他觉得历史学还挺有意思的，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越往后，他对历史的“无用之用”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这并非自欺欺人。”
他的新研究领域是当下的中国政治。
“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它的政治现状受到历史的影响非常大，这个历史包括很近的历史，就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也包括相对远一点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以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引入过来的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平等启蒙的传统。还有更远的传统，就是从先秦到现在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传统。”
“这3个传统都在影响当下的中国。如果真能够把这3个时间段打通，来观察当下中国政治，会有一个更好的穿透力或者洞察力。”
“我之所以在做这几个领域的研究，就是因为相信它对于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我们社会向现代化方向转型，社会能有稳定有序的运转，是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帮助不是直接的，马上看得见、摸得着的。”
革命年代的东西难以告别
人物周刊：你对20世纪中期土改的研究，展现了中共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发动和治理广大农村地区的模式。到今天，我们还能强烈感受这一笔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
李里峰：中共当时通过土改来治理乡村社会的时候，所采用的独特治理方式，就是我称之为运动式的治理方式。这样的方式在40年代后期、50年代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后来把它拿来关照当下中国社会，我发现当代仍然存在这样的东西。
不是说革命年代的东西都不管用了，还是有好的。到了今天，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让它适应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尽可能发扬好的，尽量克服那些不好的。所以，我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来关注当下。
人物周刊：到今天，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方式，还在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占据着根本性位置。
李里峰：其实不光是农村，现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还能看到运动治理的影子。当然现在不叫“运动”，叫“活动”，像反腐，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前年明确讲过所谓“运动式”反腐的问题。因为有人质疑说，反腐为什么要靠中纪委，要靠巡视组，甚至要靠小偷、情妇，或者要日记曝光这些东西，这样的反腐是不是能够持续？难道不应该从制度上反腐吗？王岐山是这么回答：制度反腐也需要，但是运动式反腐也需要，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他说我们目前阶段是以“治标”为主，“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个“运动式反腐”？
李里峰：如果我不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而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我们也会觉得现在做出这么多的努力，打了这么多“老虎”，拍了这么多“苍蝇”。运动式反腐有效吗？当然有效，它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震慑效应，让要去贪的人会好好想一下。
但是，接下来，还需要把运动反腐的东西进一步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其实，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像国外都有很多经验，怎样预防腐败，包括财产公示制度、任职回避制度、离任审计制度等等。像普京搞的，官员如果在海外有账户必须要汇报、撤掉，不然的话剥夺做官的资格等等。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不是马上就能做，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