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中国化与超越中国历史周期率


  摘要:中国“历史周期率”折射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曲折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能够在理论上科学解释中国“历史周期率”。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中国化是超越“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中国化,为超越“历史周期率”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与制度成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文明观;历史周期率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1-0005-05
  中国“历史周期率”是黄炎培对截至近代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发展史的精辟概括,这个曾是历史上王侯将相无法逾越的政治难题,依然是新中国政治发展面对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能否在理论上科学解释中国“历史周期率”,能否在实践中提供超越中国“历史周期率”的科学方法,成为考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关于政治与政治文明的五个根本问题:(1)政治起源及其所在;(2)政治的本质;(3)政治的社会功能;(4)政治的文明性体现;(5)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政治文明性的途径。对这五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政治与政治文明观,为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中国“历史周期率”这个政治难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与政治文明观的根本内容
  1. 关于政治起源及其所在,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个“第一个历史活动”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同时,“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两个“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否矛盾呢?我们认为不矛盾,反而恰恰表明马克思是辩证地对待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即生产与需要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也就是作为人类社会基本运动形式的生产方式。生产的运动构成生产力层面,需要的运动构成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澄清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人类的政治活动就必然起源并存在于第一个历史活动之中。马克思进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2]马克思以上论述表明,政治并不是抽象、虚幻的东西,而是现实地、经验地起源并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之中,即人们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和满足需要的活动之中。马克思这一点发现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它表明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政治现象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天然联系,离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谈政治,政治就会成为丧失本源的、虚幻的东西,毫无意义。
  2. 关于政治的社会功能,恩格斯曾经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精彩地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3]根据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没有“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和发展,人类社会的健康存在和进步是不可能的。而“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其过程还是其结果都表现为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围绕这些利益关系而展开的人的一切活动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政治活动。可见,政治活动是作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与结果而存在的,它不能不对“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既然“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历史进步需要的是来自政治活动的积极影响,积极的政治功能就在于保障人们“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良性循环和发展所需要的秩序,激发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 关于政治的本质,恩格斯同样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做出了深刻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恩格斯这段论述天才地触及到了政治的本质属性:意志(利益)冲突。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发展总是在人们的意志或利益冲突中进行的,人们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人与人之间意志或利益冲突及其整合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因此,恩格斯的论述实际上回答了政治的本质问题: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表现为现实生产与生活中的意志差异和意志冲突以及整合人们的意志差异和意志冲突的方式。
  4. 关于政治的文明性,恩格斯对政治本质的揭示也隐含了政治“文明性”的标准。恩格斯在上述历史“合力论”中所认可的政治是以实现人们意志差异和意志冲突的矢量整合为取向的,而不是简单的代数整合。代数整合意味着一部分人的意志简单地覆盖他人的意志,由此形成的所谓“公共意志”是虚假的公共意志。根据恩格斯的“合力论”,政治通过矢量整合人们的意志差异和意志冲突来融合所有人的意志和利益,使每一个人的愿望得以在历史中实现,从而保障“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发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的文明性得以体现出来。因此,政治的文明性就在于实现人们的意志差异和意志冲突的矢量整合,政治越能接近这一理想状态就越文明,社会的发展就越和谐。矢量整合意味着找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或利益的平衡点,在此基础上不断释放社会成员生产与生活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良性发展。阶级分化、阶级压迫是社会成员意志简单的代数整合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强化阶级分化、阶级压迫,如此恶性循环,社会就会逐渐走向不和谐、极端不和谐,最终导致政治冲突和原有政治共同体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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