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解密》的海外热销看欧美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
所谓接受屏幕，原为计算机术语，指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程序编码输入之后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现所要输出的结果，后来被传播学借用，其意义主要是传播者所要传播的信息必须要经过一定过滤才能抵达受传者那里，受传者已有的教育、文化、语言以及历史知识等形成了一个综合信息过滤系统，这个信息接受前的过滤被称之为“接受屏幕”。
事实上，中国文学在欧美世界的传播史，就是欧美学术界按照西方文化价值观解释、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在学术研究、出版机构、媒体评论甚至大众书店、读者口碑等几个层次，共同形成了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屏幕。其核心层次往往是从学术界开始形成解释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这些观点再凭借欧美主流大众传媒的传播进一步放大，最后影响读者的阅读选择，再反过来间接影响出版机构的选题投入。本文跟踪麦家小说《解密》的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一年来海外的传播历程，收集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至2014年底，西方主要学术媒体所刊发的书评和大众媒体所关注这部作品的报道要点，尝试分析欧美对当代中国文学“接受屏幕”的话语逻辑。
欧美大众媒体的传播视角
自2013年6月推出《解密》英文版之后，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和美国法勒·斯特劳斯·吉罗（以下简称FSG）出版公司在长达八个月的宣传以及主流传媒的推广中，迅速把《解密》推向畅销书榜，其报道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解密》在欧美的出版定义成为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个重新发现。
在欧美媒体书评以及大众传媒报道中，充满着对于《解密》这部作品的一种重新发现的语气。比如FSG出版公司总编辑艾瑞克·钦斯在扉页写道：“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你们尚未听闻的最受欢迎的作家”。一些媒体书评明确宣称麦家“是当今世上闻所未闻的最为风靡的小说家”。甚至一些较有影响的评论家也称《解密》为“2014年最出人意料的悬念作品”“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登陆西方”。其实，对于麦家《解密》，国内文学界早有自己的判断。作家本人的声望已经在中国本土获得承认和认可。麦家的《解密》是他十年前的一部作品，而且，就文字的流畅、写法的娴熟而言，《解密》远不及后来的《风声》《暗算》等等更为成熟。此次企鹅集团和美国FSG出版公司热炒《解密》，无非是为了强调西方文坛这种对于中国作家作品的“发现”与“眷顾”，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以贯之的视角。
第二，强化对于中国作家作品的意识形态的阐释与政治解读。
所谓意识形态化特征，就是凡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差不多被贴上“文革烙印”或者“人权迫害”的标签，这是欧美舆论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一贯持有的“有色眼镜”。此次麦家《解密》小说的系列宣传报道依然如此。
《纽约时报》2014年2月20日刊发的对麦家本人的长篇采访中，就刻意突出麦家本人的家庭经历：“对麦家而言，17岁从军是对其不幸童年的一种逃离和解脱。在解放之初，他的家庭有着三重‘污点’：地主、基督徒和右派——他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事实上，麦家先生说，他的父亲被定为右派其实是公社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额度，理由是因为他平时说话太出格”。
《纽约客》主笔Jiayang Fan发表在美国《新共和》杂志（2014年3月25日）的文章也提到：“上世纪60年代，时值共产党将有神论、资本主义思想以及拥有私有财产这三者视为最反动政治的时期，而麦家就不幸地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个信仰基督教、有财产的、反革命的地主家庭。对幼年的麦家来说，孤独和遭受排挤早已司空见惯……麦家曾说过，‘文学的诉求是高于政治的’，但这不代表他是一个持政治异见或与当局唱反调的作家。审查部门找不到任何理由封禁他的作品，甚至他已经获得过诸多省部级的最高文学奖项，受到当局极大的鼓励。麦家作品成功的部分原因源于他的某种能力”。这种强化作家本人受到中国政治“迫害”的身份，欧美文坛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向西方读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的知青作家，到2008年推广姜戎的《狼图腾》，再到2013年的麦家，一直持续了30多年没有改变。其实，无论是姜戎还是麦家，抑或是整个中国当代作家群，其创作早已没有禁区。以至于美国《新共和》杂志在2014年3月25日的书评中也承认，“纯文学作家极少获得商业成功，而同时做到打破小说类型、以寓言呈现历史、挖掘专制国家隐匿的真实，并且据说又有数百万的销量，这样的作家只有一位。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竟来自中国”。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作家个人经历不惜“无中生有”的解读，多少损害了学术批评的严肃性。这种话语逻辑的背后显示的是，欧美在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的意识形态化阐释习惯是顽固而难以改变的。
第三，与斯诺登等国际政治事件挂钩，表面上是借助国际事件炒作《解密》，但也不乏影射中国政府之意。
《纽约时报》2014年2月20日刊发对麦家的专访中特别提到，“随着斯诺登新闻事件的发生，美国情报部门对全世界大规模实施监视、侦听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公之于众后，人们对麦家的作品顿时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其现实意义不容置疑”，“这在一党执政的国家尤其明显，如中国，政府当局具有无可争议的洞察人们生活的权力”，“斯诺登事件使麦家的写作具有世界性”。言外之意已经把《解密》小说中呈现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美国对立时代的中国监听破译，与斯诺登所爆料的美国中情局对于全世界的监听划上了等号。
英国《每日电讯》在2014年3月5日刊发的书评中甚至明确认为，“麦家的所有小说都很容易被归类为间谍惊悚类，然而对于西方读者来说，绝对跟传统意义上所熟知的同类小说截然不同。麦家的作品在中国可以获得如此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线索，从不同的根源探索当代中国人民的思想模式和现状”。
英国《卫报周刊》在2014年4月25日的书评中甚至写道：“小说以它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个体在强大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笔者注）敌对状态下难以预知的如密码破译的命运历程”。这种生拉硬拽的做法，连作家麦家都感觉到有些诧异。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指企鹅集团和美国FSG出版公司）给我寄来一堆明信片，要我签名……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宣传上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不少精力，比如频繁安排海外记者来采访我，采访的有些问题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的，比如把我的书跟斯诺登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