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我国第一部成熟的编年体史
《春秋》与“《春秋》三传”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各国史书的通称，它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历史大事。像《墨子·明鬼下》就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等语。《隋书·李德林传》和唐刘知幾《史通·六家》也都提及墨子说过“吾见百国《春秋》”。而《孟子·离娄下》又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大概《乘》和《梼杌》是晋、楚两国史书的特有名称，其他国家的史书则都称为《春秋》。
可惜的是，这些国家的史书大多都已亡佚，只有鲁国的《春秋》保存了下来，因此后人称《春秋》，指的就是《鲁春秋》。
从《春秋》原文来看，它是一部颇为简略的大事记，按照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顺序来记载历史大事。时间是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为止，共242年。其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其实不然。《春秋》的作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史官的设置，最早开始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周礼·春官》中就记载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史官名称；《礼记·玉藻》也说古代的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在周代，史官制度就已经比较完备了。那么，《春秋》究竟和孔子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一般认为，孔子对《春秋》作了整理和修订。像《史记·孔子世家》就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正是由于孔子的编订，后世儒家学者把《春秋》尊奉为“经”，列入“五经”之中，称为《春秋经》。
《春秋》的记事极为简略，每记一事只用寥寥数语。如“隐公元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种文字大概是写给当时的鲁国国君和执政大臣们看的，因为这些事他们都是亲身经历，所以只要记下时间和事件梗概即可，类似于备忘录的性质。然而，后世之人读了这些文字就会感到茫然。为了更好地明白文字背后的具体故事，就必须借助“传”。“传”就是解释“经”的文字。
根據《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能够见到的为《春秋》作“传”的有五家：即《邹氏传》《夹氏传》《左氏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亡佚了；只剩下《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春秋》三传”中又以《左氏传》影响最大。直到今天，我们读《春秋》，仍以《左氏传》为最基本、最常用的书籍。
《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吗？
关于《左传》的作者，大多认为是和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人左丘明。书名中的“左”指的就是左丘明这个人。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就说：孔子编《春秋》之后，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就是《左传》。《汉书·艺文志》也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然而，唐代以后开始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此后，持怀疑者代不乏人。
从《左传》一书来看，此书应该不是左丘明一人完成的。因为《左传》叙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甚至提到了鲁悼公十四年（前453）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的事，上距孔子去世27年，孔子去世时年73，那么，此时左丘明当在百岁以上，似难说通。关于这一点，清代姚鼐说得很有道理：“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因此，较为合理的说法是，《左传》是由左丘明及其门人、后学共同完成的，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
《左传》的内容和特点
《左传》一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十二代国君、254年间的历史，比《春秋》多出13年。此书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从而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的历史面貌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历史画卷。它还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还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著名学者杨伯峻对《左传》解释《春秋》的方式有如下结论：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
《左传》的现代价值
首先，《左传》中体现着重民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执政者和进步的思想家从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要想国家强大就必须重视人民。同时，一些小国的国君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也感到必须关注民生，为国必先为民。
晋文公曾在外流亡近二十年的时间，饱尝世态炎凉的他积累了不少人生和政治经验，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听取大臣子犯的建议，关注民生。他让百姓安居乐业，政策务在利民，逐渐使百姓在物质上富裕充足，在道德上知义明信，在行动上守礼有纪，并最终赢得了民心，结果城濮之战，一战而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