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观念的诞生在近代史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其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也是多种因素互动促成的结果。晚清时期，随着清政府政治文化权威的崩落，民间教育文化日益活泛，在与清政府争夺史观解释权的时候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出现。民初到1920年代末，因为政治相对真空的存在，教育发展随之存在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民国教育处于蒸蒸日上的趋势，“国家”观念的知识体系日益完善，观念变革趋于成熟、达到高峰。随着国民党政治的统一、威权体制的建立，教育日渐受到束缚，“国家”几乎成为“党国”的代名词。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国家、历史观念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的附属产物，因此，梳理近代史上“国家”观念建立与近代政治文化的纠葛过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史观重建、“国家观”重建不无裨益。
“混乱中的繁荣”：
晚清教科书中的“国家”
现代教育诞生之前，多数蒙童的开蒙读物是《三字经》等读本。在《三字经》中有“黄道”、“赤道”和“我中华”等概念，模糊且不准确。由于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多有不以《三字经》为开蒙教本者。如萧公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幼年的萧公权随大伯父入川，他的塾师是一位本地的老秀才罗老师。他们商定不用《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初学课本，而用《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和《千家诗》等书。《史鉴节要》给小学生一点中国历史知识，萧公权记得开头几句是：“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地球韵言》则是仿《三字经》体裁介绍世界地理常识：“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亚细亚，欧罗巴，奥大利，阿非加，美利驾，分南北，穿地心，对中国”，[1]已经是相对准确的地理划分了。
清末是旧式的蒙书和已经萌芽的现代教本并存的时期。早期现代教科书对于“国”的认识差别较大。有“中国人自编近代教科书之始”[2]之称的南洋公学外院1897年编成《蒙学课本》，已经讲到“国”之概念：
凡无教化之国谓之蛮夷戎狄。我国古时所见他国之民，其教化皆不如我国，因名之曰蛮夷戎狄。后人不知此意，见他国人不问其教化如何，皆以蛮夷戎狄呼之，几若中国外无一非蛮夷戎狄也，不亦误乎？[3]
这里以“文化”论国家，是传统儒家“以华夏中国别夷狄”观念的体现。
20世纪初时人认识到新教育与爱国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有绝大之关系。国之兴亡不决于政府而决于社会；不决于社会而决于家庭。使一国之中，人人有爱国心，而具普通之知识，则兴也勃焉。”[4]“在寻常小学校，当皆以孝悌、友爱、仁慈、信实、礼敬、义勇、恭俭等实践之方法，养成其爱国之心”。[5]其时民间编纂教科书日益兴盛，教科书中反映的国家观念已经不同于前近代时期的“教化”观、“邦国”观，而是增加了很多具有现代政治学性质的国家学说。
陆费逵在晚清也曾编有《修身讲义》，在清廷尚未覆亡的1910年，课文中就谈到“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的区别，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别，[6]显示出他对于国家体制的超人见识。
国家制度学理等内容，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法政教育热潮中已经被引介到中国。1902、1903年的《大陆》报上已有关于“国家”三要素的定义，比如“国家云者，以一定之土地人民为基础，而唯一之统治权之主体之团体也。故国家以土地、人民、统治权三者，为成立之要素”。 [7]再如“夫国家者，从国家学上而言，则有一定之领土与住民，而其住民相集合以成团体，则有主权，以保护此团体之自由，而维持其秩序也。即邦土、住民及主权之三要素具备而始成国家”。[8]
笔者所见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近代政治学教科书——上海作新社1902年出版的杨廷栋所著《政治学教科书》，其中对于现代国家观念的阐释又有较大推进。著作先论“政治学及学派”，逐次论及国家、法律、权利自由、政体、国宪、主权、三权说，还有欧美各国政治。关于“国家”的定义，作者认为有“理想之国家”和“实想之国家”之别，前者着眼于“他日之大同世界”，后者即是“今日之民族国家”。政治学中论述的是后者。该著认为国家的性质表现在五个方面：人民，土地，全体之结合，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区别，以及国家是有官体（即有机体）。[9]这部教本也出版于“壬寅--癸卯”学制诞生之前，介绍的是较为成熟的政治知识和国家学说，殊为难得，也显示出作者的先见性。就连1910年学部第一次编纂高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也认可了“国家三要”的表述：“西儒之论曰：有民人、有领土、有主权，三者完备而始成为国家，是为国家三要。”[10]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中国”概念逐渐由华夏文化观转变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三要素”观念。
由于新式教育体系尚未正式建立，所以形成一种“混乱中的繁荣”态势。同时清政府学部试图监管全国教育，制定“国定制”教科书，对教科书施行审定制，和民间教科书争夺市场。所以在知识体系上，学部所编教科书一方面要有新知，另一方面要强调帝王的尊严。学部上奏清廷通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1]首重“忠君”。学部在其编纂发行的教科书中指出，“一国之人，当同心协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权，勿使为他人干预也”。[12]所以学部对学童的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近代国民，而是“其心孜孜焉日求有益於国，而不私其家”的人民，[13]最终使“通国之民，皆具忠君爱国之诚心”。[14]学部教科书极力强调忠君与爱国的统一性：“儒者之言曰：忠君爱国，未有不忠于君而可为爱国者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