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茶”的道德悖论引发的道德教育思考
社会的美好，归根结底是人性的美好；人性的美好，应该是怀善心、行善事，大善于天下。我们呼吁人心向善，我们喟叹人性丢失，我们感慨道德滑坡，我们痛恨传统遗忘……可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骨子里却充斥着防范、躲闪、避让、退却、小心……
例如，对于“诚信”，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问题来询问：当一个陌生人真诚地递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时，你会喝吗？当你真诚地递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时，他会喝吗？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于熟悉的人，我们不加设防，但对于陌生人，这种防人之心告诉我们，别人可能是会伤害你的人，是不道德的人；但同时，我们又成了别人的别人，也成了别人防范的对象。这样，“诚信”在你我他之间成了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非实际行动。
这样看来，我们会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预设一个道德标准、假设一种行为规范，并将之框定当中进行预防性交往。实际上，我们在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的同时，也掩饰和伪装了自己的生命格调。
很多美好的愿望源自于不道德的行为，很多不道德的愿望实际上是不能公开的。作为教师的我们，教育我们的学生和教育我们的孩子是否是同样的教育心理？
课堂上，教师激情高昂地对学生说：“同学们，对于社会不良现象，我们要勇于抵制；市场上，又对自己的孩子说“别多管闲事。”
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几乎各是一套，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教育现状？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并不相悖，但“敢于抵制不良行为”的道德灌输与“别多管闲事”的胆怯退让构成了道德教育悖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传播者不一定是道德行为的践行者。虽然我们呼吁道德传播，虽然我们心中也有许许多多关于道德的美好愿望，可实际是我们的行为却在遵循另外的逻辑惯例，即想法与实际行动背道而驰。
道德教育的生态悖论就是：我们追求高尚却要与浅薄为邻；我们渴求诚信却要与失信为伍；我们保持高贵却要吞咽世俗……就像一座高山，南面迎接阳光的温暖，北面又要接受冰雪的寒冷。
这里自然会说道“孔融让梨”。居然有人说大的那一个梨子有虫、是坏的。现在人常以不道德的思维去解释或解说已有的道德经典，这的确符合于后现代主义解构传统、颠覆传统的心理，但是否符合于我们道德的核心价值和我们恪守的主流文化价值呢？因此，对于某些传统道德经典的解构和颠覆，实际上是摧毁我们的道德常识去点亮某些人的无聊、照亮某些人的浅薄无知和庸俗低下。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善”，但个人的“善”却无法构成强大的社会凝集力，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善”才能构成这种凝集力。但现实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善良、都会行善，因为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就不可能没有“恶”的出现，如果没有“恶”的对立，又哪有对“善”的呼吁与强调呢？这就是我们的道德悖论。
另外，我们在做善事、行善举之前又往往有所顾忌，即有时，看似轻而易举的善事总会隐藏着行善者的心理矛盾。一方面，不想让眼前的事情任之听之，因为这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善行可能会带来别人异样的目光、猜忌的嘴角、避让的脚步，甚至会带来事后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责任。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善良，但我们不会、不想或者说不敢行善。我们的教育行为与我们的社会行为无法呼应，我们的道德理论与我们的道德实践无法照应。
毋庸置疑，道德实践绝对高于道德理论，社会的道德行为绝对重于道德的教育行为。然而，我们的道德理论虽高，可我们的道德行为却很低下。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扶与不扶》所反映的社会现状就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的前提下，我们要进行广泛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这里所说的“广泛”是指除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广泛空间——被我们忽略的、被道德疏于的广泛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实行有效的道德行为和道德监督，让广泛的人参与自觉的道德实践，我们现实的道德悖论才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