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开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在逻辑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符号与中国既有疆域相对应，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也就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和稳定的边界，这一民族符号符合中国社会整体利益，获得广泛认同，成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符号阐发其凝聚民族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张，修正和限制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指引和塑造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成为当代中国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形塑与修正
【作 者】张淑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学博士。辽宁阜新，123000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041-011
在近代中国，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各种主义纷至沓来，民族主义是其中最契合社会需要的思潮之一，凝聚民族力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都离不开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因此，其与强烈的民族情感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底色。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自觉，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总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界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促进作用多有研究且已经达成共识①，并指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同时也给其理论建构带来了内在困境②。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互动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对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样产生重要影响，学界却鲜有谈及。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根据政治实践的需要，对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进行形塑与修正。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问题的现状
严重的民族危机，加上国内多民族的事实，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与复杂性，抗日战争的爆发使这一特征进一步凸显出来。
首先，“中华民族”自决获得了最高意义。“似乎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势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使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1 ]40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激发了全体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搁置内部矛盾团结抗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大义，主要社会力量所秉持的民族主义边界与中华民族边界合二为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基本完成。“中华民国”的现实存在与不断的政治过程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和清晰的外在边界，具有了实体性。中国共产党则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民族抗战，逐渐接纳“中华民族”符号。最终，虽然根本利益与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面对日本的全面侵略，两党握手言和，实现再次合作。文化界也以“参加救国的大业”[2 ]为己任：《禹贡》半月刊创办并向边疆问题转向；边政学兴起；中国国家社会党建立；《再生》杂志创办；战国策派提出“国命整合”的主张；“优生救国”的思想也得以提出。“所谓民族自决即中华民族的自决”成为时代最强音。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并不能消除单元民族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及客观存在的事实。随着“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和广泛传播，各少数民族对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他们的中华民族意识也逐渐形成。但与此同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及影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新式教育的发展，国内各单元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上层和知识青年民族意识不断增强，①对民族身份、民族地位和民族利益逐渐关注，开始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并表达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加之英、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断挑唆，一小撮上层分子企图借助外来力量达到民族分裂的目的，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都出现所谓“民族独立”的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很快成为地方民族分裂势力和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方便法門”。随着侵略步伐的加快，日本除了安排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外，卢沟桥事变后，开始在内蒙古扶持傀儡政权，1937年10月，在占领的内蒙古广大领土上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一举动是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重要步骤，是1935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进一步发展，1939年又扶持德王在察哈尔和绥远等地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又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造成的汉回矛盾，挑拨汉回关系，试图在甘肃、青海和宁夏建立“回回国”。
可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起来，同时，也作为一种肢解中华民族的破坏力量继续存在。
二、夯实中华民族的边界与内涵：激发最广泛的爱国主义
近代是中国民族双重建构的逻辑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本身就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从而划定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社会动员的最大边界，与之边界相对应的政治组织即“中华民国”则应表达其诉求，执行其意图。因此，这一意识的确立将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顺利导向爱国主义，而凝聚各民族力量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避免民族分裂，从而为国内族际关系安排提供政治空间，成为主要社会力量的首要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对“中华民族”符号逐渐理解并接纳，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根据抗日救国、凝聚民心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选择与重构，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整个转变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真正开端。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前提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观念转变：从“绝不要带有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①“保卫苏联”到“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 [3 ]721-722，“每个国家革命成功以后，都有它本身的莫斯科”。[4 ]343与上述观念转变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从单纯强调“阶级”分野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转向肯定“民族”与“国家”利益，以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基础的“民族原则”②逐渐成为其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的民族国家构建思想也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