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曾眷娣
2005年，笔者协助山西省侨联国际信息网站举办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征文。离休外交官、外交部侨联主席、马来西亚归侨陈沫踊跃应征，撰写了一篇《几件往事回忆录》，回忆他回国参战的历程。文章提到有个叫曾眷娣（曾焕琛）的归侨女青年，从陕北公学结业后，在进军晋察冀途中，因病留在山西兴县工作，后被日寇残害壮烈牺牲。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反响。山东省农科院曾燕给山西省侨联和笔者来信，说曾眷娣是她的姑姑，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多年杳无音信，家人十分牵挂；现得知她已为国捐躯，不胜悲痛和感慨，并希望进一步了解她的状况。
征文活动有了意外的收获，笔者和省侨联的同志都很欣慰，认为进一步了解烈士的事迹很有意义。通过介绍，联系了几位和烈士有过交往的抗战“华侨兵”——罗浪（总政离休干部，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和总指挥）、杨光（离休前任建工部一局局长）等咨询、了解当年的情况。罗浪又名罗南传，祖籍福建德化，也是马来西亚归侨。他是在奔赴陕北途中，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遇到曾眷娣的。到了延安以后，他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而曾眷娣、杨光等人则进了陕北公学。从此后，他再没有机会见到曾眷娣。他同曾眷娣的接触，就是在进军延安的途中，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曾眷娣的报国意志、坚强性格和乐观精神仍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光祖籍广东东莞，回国前在马来西亚和曾眷娣居住在同一座城镇，就读在同一座学校，是同窗好友，又一起回国参战，是对烈士了解最多的人。2007年6月28日，曾眷娣在国内的侄女带着曾眷娣的照片，到北京探访杨光。杨光从照片上一眼就认出当年的同学和战友，连连说：“就是她！就是她！”他讲述了他所知的情况，并写了一份书面材料，由建工部一局党委加盖公章。
根据同曾眷娣相识的抗战老兵（特别是杨光）的回忆，以及曾眷娣亲属曾燕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对烈士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心系祖国 投身救亡
曾眷娣祖籍广东南海县。因生活所迫，她的父亲早年背井离乡，带领全家到南洋谋生，落脚在马来西亚文东。曾眷娣1919年在当地出生。兄弟姊妹有16人，她排行第八，晚辈称她为“八姑”，回国前是文冬启文学校的学生，与杨光等人是同窗好友。因为爱好文学，还为自己起了个笔名“曾焕琛”。七七事变以后，当地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进步学生都是富有爱国热忱的知识青年，得知日寇正在蹂躏我神圣领土，屠杀我华夏同胞，个个义愤填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眷娣和同学们一次次走上街头，发表讲演，抵制日货，卖花捐款……用各种方式支援祖国军民抗日救亡。
当时大家都想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但不知道该如何落实。这时候，启文学校一个年纪稍大的叫陈敏（陈日雪）的女生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表示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带领大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原来，陈敏的男朋友叫廖觉民，是廖承志的本家亲属，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所以陈敏与中共地下党早有联系，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大家早已向往。于是，在陈敏的带领下，20岁的曾眷娣和周琼邦、杨光、黄XX、颜智辉、陈鸿文等同学，于1938年7月7日一起启程回国。
从此，曾眷娣就和马来西亚的家人中断了联系；家人十分思念和牵挂，但因为战乱，也没有能力找寻。
向往圣地 回国参战
曾眷娣一行人回国的行程大致是这样：在陈敏的带领下，集中在新加坡登上轮船；驶到香港住了一夜；到了广州，在东亚酒店住了几天；接着继续乘船到了广西柳州。在柳州国民党一所军校里，曾眷娣看见了两位兄弟，他们是早一点从马来西亚回国参加抗日的。只是由于回国的渠道不同，就到了国民党军队那里了。他们在柳州相见，非常激动，抱头痛哭了一场。离开柳州，一行人继续前进。到了桂林住了几天，随后来到武汉。
在武汉，他们遇见了祖籍福建的陈沫和罗浪，他俩也是马来西亚归侨，也是要到延安去。大家感到很高兴，也很亲切，便结伴而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办理了去延安的手续。当时，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领导人刚好都在那里，给予大家亲切的关怀和鼓励。不久，一行人到了陕西西安，住了一天。第二天大家就步行向延安进发。
1938年8月24日，这批华侨青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大家都把这一天当作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陕公”受训 锻炼成长
陈敏一行抵达陕北后，党中央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华侨青年的具体情况，将陈敏、曾眷娣、颜志辉等编入38队（女生大队），将杨光等人编入40队。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陕北公学十分重视，配备了很强的领导班子：陕北公学的校长，由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担任；副校长则由1922年入党、长征中曾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迈（李维汉）担任，他还兼任分校的校长。
1937年10月，毛主席专门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刚进陕北公学，这些华侨青年确实感到不适应，现实状况和他们原来的想象完全是两码事。作为学校，这里没有教室、课桌、椅子、黑板等起码的教学设施和设备。老百姓的打谷场，就是学校的“露天教室”；学员们席地而坐，两个膝盖就是“课桌”。寒冬腊月，两腿冻得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夏日炎炎，个个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住的是旧窑洞，只有一个窗户，空气无法流通；六七个人睡在一个土炕上，又挤又闷。吃的是小米、窝窝头，蔬菜十分匮乏，鱼和肉更是稀罕之物，有时还要挖野菜补充。这样的艰苦生活，是华侨青年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大家想到自己是回来抗日的，吃苦是不可避免的；看到这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无论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是这样毫无特殊待遇地艰苦奋斗，大家也就不以为苦了。曾眷娣不仅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而且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再苦的条件，她都咬牙坚持，和同志们打成一片。 陕北公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把马列主义的学习、教育放在中心位置，用它来武装每个学员的思想。来自五湖四海、出身于不同阶级、不同家庭的学员，都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特别注重用马列主义来衡量自己、对照自己、改造自己，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原来的一些私心杂念、不良习气被克服掉了，代之以共产主义信仰、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