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再造”：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内容摘要 随着社会的深刻变迁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政党管理理念开始向现代政党治理理念转型，以实现政党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党再造”，已成为维系政党自身可持续发展理性选择的必由之路。政党再造包括：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再造社会化政党；以争取人心为导向，再造竞争型政党；以组织革新为平台，再造效能型政党；以网络技术为手段，再造信息化政党；以信息社会为契机，再造学习型政党。
关 键 词 政党治理理念变迁政党再造政党现代化
作者 高民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2姜崇辉，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广州：510515）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治党方略对苏联共产党等世界大党、老党的兴盛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治党方略的弊端日渐显露，成为最终导致几大政党相继陷入发展危机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党、绿党的繁兴，则从正面印证了从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在治理理念深刻变迁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政党通过理念转型，进而实现以政党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党再造”（Reengineering Party）①，已成为顺应时代变化、维系政党自身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应对时代变化：再造现代化政党
传统政党组织最大的特征就在于组织结构设计的官僚制度化，带有或强或弱的集权倾向的金字塔型组织体系，以庞大、垂直式的组织工具维持着对社会民众尤其是对广大普通党员的控制，以层层节制的中、下层领导角色承上启下，来达到上下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种“理想的官僚组织体系”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最符合理性原则，其效率是最高的；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但从系统论的视角而言，传统政党的这种组织架构无疑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缺陷。如对环境的开放性差，比较封闭；等级森严，等级观念比较严重；管理层次多，规则制度过于繁杂；组织权力结构是集中的，决策权集中于高层；纵向的沟通和协调过度强调服从，等等。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冲击，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传统的治党理念与治党模式越发地滞碍了党员自主性的发挥，制约了党内民主的发展，政党组织结构本身的固有缺陷越来越突出。如：机构缺乏弹性，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层级太多影响政党行为的效率；机关规模缺乏标准，出现“规模不效益”现象；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参与；对上级负责，忽视下层的党心、民意；组织运作中抓权、扩权现象屡见不鲜。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些缺陷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政党组织体系本身逐渐陷入僵化状态，对飘然而至的外部变迁表现出一定的反应迟钝、回应滞后。
正如美国管理学大师保罗·托马斯所分析的，在信息时代迅速变化的环境下，传统的金字塔组织结构使人显得无所适从。在这种组织中，基层感受到的信息需要层层传递才能到达高层，高层的决策意图也要通过层层传递才能到达基层。无论采取何种传递方式，下级都接受直接上级所确认的指令和决策，这就需要许多时间。而在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中，基层能最快地获得来自外部反馈的信息，如果依旧层层上报，待高层作出决策再层层下传执行时，已时过境迁。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了。［1］
还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的组织里，有些管理系统本身，上演着“皇帝的新装”的闹剧，没有人会告诉其高层领导人真相，因为他们居于等级体系中的优越地位。人们逐渐习惯了愚蠢的、专横的、官僚气的管理行为，以至于人们愿意容忍他们最不符合逻辑的管理行为。可悲的是，当人们不寻求揭露、讥笑和矫正这些行为时，就会成为他们的共谋者。［2］用组织管理中这种“皇帝的新装”现象来对照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时期的苏共，我们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尽管当时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弊病百出，但是没有民众以及普通党员能挺身而出直述其弊，他们只是三缄其口，无形中成了苏共一党高度专制的“纵容者”，也最终令苏共自导自演了一幕宏大的“皇帝的新装”的悲剧。苏共的衰亡警示了传统政党必须实现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政党再造”势在必行。
政党再造的具体内容
1.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再造社会化政党
政党本来就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政治社会化时代的政党理应走社会化的道路。如果没有社会化的基础，特别是缺乏民主化的机制，必然使政党组织对外孤立于社会公众，政党精英对内脱离于普通党员。世界五大政党曾经的衰败也不同程度地与此有关，除了众所周知的苏共之外，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众议员世袭成风，是造成日本自民党威信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2005年的数据为例，在自民党当选的议员中，世袭议员占39.2%，这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端不满。日本读卖新闻社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73%的日本国民对自民党不抱任何期望。［3］正是政治腐败侵蚀了党的根基，使自民党的社会支持率和政治影响力日趋下降。今日之自民党衰弱症状与昔日之鼎盛景象的反差，与其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化程度不够有密切联系。
中国国民党2000年在台湾丢失政权之后的反省及其制度创新，则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发展的颓势。国民党为了使自己真正成为在台湾能够扎根立足拥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化政党，不得不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如党主席的选举制度改革在党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正面影响。将党主席的选择权从党内大佬交到普通党员手中，可以说是其从组织的官僚化走向了真正的民主化。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主席选举的意义与其说是选出了一个有魅力、亲和力和改革意识的马英九为党的领导人，还不如说是完成了其向民主政党转化的一次飞跃。这次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官僚集团形象，而成为表达、综合民众意见的民主组织，为其通过争取民众的选票支持上台执政打下了基础。在最新一届台湾县市长、县市议员、“立法院”选举中，国民党取得大胜显示了其制度创新和政党社会化的成效。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马英九以超过210万张选票击败民进党候选人则是其成效的最好检验。当然，未来国民党能否长期稳固掌控台湾大权，还须看其新领导人能否根除党内官僚势力，弥合岛内族群冲突，处理好与大陆关系等。不过，这已经不是政党的制度问题而是政党执政的政策问题了，此不赘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走社会化的道路，才能逐步完成从传统的精英型政党向现代大众型政党的转型。
2.以人心为导向：再造竞争型政党
政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争取民心。对于政党而言，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型政党，就必须对外顺应民意在社会上争取到更多的民众拥护；对内开发党内民主以顺应党心，使普通党员增强对政党组织的向心力，而不是趋于无组织性质的游离。在西方，通常将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类同于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关系”：政党输出的是为民执政，人民输出的是支持和拥护；政党得到的是长久执政的位置，人民得到的是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成果所带给自己的实际利益。那么，政党组织和作为组织成员的党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交换关系”：政党组织为党员提供一个实现其价值的组织平台，这当中既包括个别党员对权力的追逐，更多的是帮助党员能够在有浓厚民主氛围的政党组织里实现自己对社会设计的理想；有了这样的前提，党员输出的是对政党的拥戴，紧紧团结在组织周围，时刻以组织为后盾，结合自己所处的环境、群体，把本党的价值理念宣传给周围民众，以增强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感染力。